“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严复《救亡决论》1895
Friday, September 26, 2014
Wednesday, September 17, 2014
Quiet Success
From http://seekingalpha.com/author/dieter-plas
"Success is the quiet walk to some empty-ass gym at night. The quiet fine tuning of your craft. Studying other great people. Meditating over and over and over. Making the choice to eat food that enhances brain neurotransmitters over and over and over. Success is about finding love in little things and repeating them with consistency."
I'm a big believer of philanthropy and I belief that wealth can be created by being ethical, honest and doing the right thing. I will not invest in companies who show strong fundamentals and are cheap but who are irresponsible towards their employees and the environment.
"An entire sea of water can’t sink a ship unless it gets inside the ship. Similarly, the negativity of the world can’t put you down unless you allow it to get in."
Sunday, September 14, 2014
Take up one idea
“Take up one idea. Make that one idea your life; dream of it; think of it; live on that idea. Let the brain, the body, muscles, nerves, every part of your body be full of that idea, and just leave every other idea alone. This is the way to success, and this is the way great spiritual giants are produced.”
― Swami Vivekananda, Vedanta Philosophy: Lectures by the Swami Vivekananda on Raja Yoga Also Pantanjali's Yoga Aphorisms, with Commentaries, and Glossary of Sa
Thursday, February 27, 2014
Wednesday, January 29, 2014
Thursday, November 7, 2013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Look among your classmates/colleagues and ask yourself “If I
could purchase 10% of anyone’s income, who would I choose?…..If I could short
10% of someone’s income, who would it be?”
Ben Graham used
this exercise quite extensively.
Ask yourself the
basis for your selection and write down on a piece of paper the qualities and defaults for
each of these individuals. Then try to change your own behavior by imitating the qualities and removing the defaults.
Understand that these are not God given
qualities…they are based on determination and habit “Chains of habit are too
light to be felt until they are too heavy to be broken”. You don’t want to wait
until you’re 50 or 60.
Ask yourself,
would you be uncomfortable with your decisions being written on the front page
of the newspaper by an unfriendly but intelligent reporter.
Monday, September 30, 2013
Tuesday, April 30, 2013
The real risks in life?
The real risks in life are not the stock market. If you want risk, get married. And if you want more risk have children.
http://www.investmentnews.com/article/20130429/FREE/130429938
Sunday, February 17, 2013
Thursday, January 31, 2013
专访宫铃：我眼中的两岸与世界（上篇）
专访宫铃：我眼中的两岸与世界（上篇）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3年01月31日 09:34
你的思想决定你看到的世界是什么，唯物、二元对立思维已决定你的世界是有限的。二元对立思维产生不了民主人格。为何古代有大义灭亲思想，让你忠于君王，不要忠于你的亲。要先爱朝廷、爱民族，你连你自己都不爱了，还爱民族？我都不信
我们不讲思想的优劣，我不太喜欢用优劣来做形容，我就很明显告诉你，你的思想不会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甚至剥夺你任何可能幸福的机会，你还要不要它？这个够明确了吧？你们所有幸福的可能性，都被这个思想方式给隔绝了。如果你们同意民主是一个比较可能的生活方式，比较好的生活方式，那么我就告诉你的思想不可能产生民主，你们要不要改？
首先，全世界经济都不好，都需要中国的观光客。我前几天还在Facebook上面说，我认为很悲哀，我认为中国的观光客已经变成一种商品，没有人把他们当人看，哪里没有钱就希望中国观光客来，但是又很讨厌他们，所以他们是被隔绝对待的。在坐飞机的时候，中国观光客是坐在后半段的。日本人跟中国人在饭店吃饭的时候是分开的。在台湾，大陆客去的地方，台湾人不去。在欧洲所有人都希望他们买东西。我讲这话我自己也很痛心，我那天很感慨的，当一个政府不把自己的人民当人的时候，全世界不会有人把你当人，现在他们是中国政府对外耀武扬威的武器，是在对各国耀武扬威之后，施予小恩小惠的工具，这就是中国的观光客。一方面期待你的钱，一方面取笑你。我计算了一下，全世界跑，到处买、到处走的这些所谓的中国有钱人，顶多人数为2000万--十四亿分之两千万。但是，世界就忘记了剩下的大部分中国人的真实面貌--中国很悲观、很孤独的原因在此，而且因为中国人的思考方式跟全世界不对接，所以没有人能理解中国人的痛苦。
我们不讲思想的优劣，我不太喜欢用优劣来做形容，我就很明显告诉你，你的思想不会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甚至剥夺你任何可能幸福的机会，你还要不要它？这个够明确了吧？你们所有幸福的可能性，都被这个思想方式给隔绝了。如果你们同意民主是一个比较可能的生活方式，比较好的生活方式，那么我就告诉你的思想不可能产生民主，你们要不要改？
首先，全世界经济都不好，都需要中国的观光客。我前几天还在Facebook上面说，我认为很悲哀，我认为中国的观光客已经变成一种商品，没有人把他们当人看，哪里没有钱就希望中国观光客来，但是又很讨厌他们，所以他们是被隔绝对待的。在坐飞机的时候，中国观光客是坐在后半段的。日本人跟中国人在饭店吃饭的时候是分开的。在台湾，大陆客去的地方，台湾人不去。在欧洲所有人都希望他们买东西。我讲这话我自己也很痛心，我那天很感慨的，当一个政府不把自己的人民当人的时候，全世界不会有人把你当人，现在他们是中国政府对外耀武扬威的武器，是在对各国耀武扬威之后，施予小恩小惠的工具，这就是中国的观光客。一方面期待你的钱，一方面取笑你。我计算了一下，全世界跑，到处买、到处走的这些所谓的中国有钱人，顶多人数为2000万--十四亿分之两千万。但是，世界就忘记了剩下的大部分中国人的真实面貌--中国很悲观、很孤独的原因在此，而且因为中国人的思考方式跟全世界不对接，所以没有人能理解中国人的痛苦。
【《财经网》记者 陈君】台湾对大陆的竞争应采取正确的焦虑态度
记者：我们都知道你是往来于两岸的台湾知名媒体人，在你事业的顶峰时期，你却选择放弃台湾的事业，反而选择来到大陆发展，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宫铃：我是在2004年来大陆，当时刚好是台湾政治最为混乱与纷乱的时刻，当时陈水扁因为“两颗子弹”在一部分台湾人的疑虑下而当选他的第二个任期，台湾民意尖锐对立，朝野相互不信任，我个人认为那段时间是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相当低迷的时期，像我一样对台湾失去信心的台湾人应该说是不少的，据了解，当时台湾有一股“移民潮”，不少是到大陆的，也就是台湾政坛很流行的一个说法，叫做“用脚投票”，当人们失去信心与希望，就只有离乡背井一途。
我到大陆不仅仅是“躲避”一种“失落的心情”，更多是在台湾的政治纷扰中，我想起蒋经国先生执政的时代，有一个说法是他算是“开明威权”，在他的强势主导下，台湾完成了不少在经济发展上的基础奠定，台湾之所以可以度过将近二十年的在不少大陆人乃至大陆主流媒体眼中的“折腾”，就是因为“底子”够硬，台湾在没有天然资源，内需市场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创造经济奇迹，我认为关键就在于蒋经国先生奠定下非常良好的基础。可能许多大陆人误解台湾的经济发展从好到不好仅仅是因为“政治”，其实台湾的经济发展已经长达三十年之久，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加之遇上大陆崛起，会有今天的低迷，是综合因素造成。但在过去，台湾其实经历过不少次的区域经济危机，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增长。
也因此我想到中国大陆的崛起，与台湾是否有共通之处，是否能在发展至一定程度的时候，找出台湾的下一个转折点，这是我当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很想到大陆来看看并且有所思考的核心。
而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会在大陆一呆就是八年，经历了“胡温执政”的这段时期，令我印象深刻的是，2004年我初到大陆，一直到2006年这两三年期间，经常听到不少年轻人非常意气风发地想要自己出来“单干”一番事业，到了今天却变成年轻人纷纷想要离开中国，移民，如今的大陆年轻人普遍对未来充满了焦虑与不安，这种气氛的转变，我是亲眼看到并且一起经历的。
记者：你来到大陆的八年，也是大陆与台湾政党、经济、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交流最为密切的时期了，两岸民众的了解也在加深。比如，我一个熟悉的在校大学生朋友马上要去台湾交换学习。
宫铃：两岸学生的交流我觉得非常非常好，这是两岸交流中最有意义的一个项目，其实交流带来的影响是双方的，先不论台湾对大陆年轻人的影响，这个许多媒体谈得很多，我更想强调的是大陆对台湾的影响，大陆交换生比较专注于学习，这对台湾年轻人是一个冲击，现在我在网路上也因为我的书与文章，结识了不少台湾年轻人，他们也普遍对于台湾的未来很焦虑，尤其是看到积极向上，想要在未来创造出“赢”的大陆学生，这对养尊处优的台湾学生而言，就会促成其思考与转变，但两岸学生交流发展至今仅仅一两年，如今双方都只看到彼此的一些不同，而这些不同同时影响着双方，台湾人想的是，面对这样一群积极的人们，自己的优势在哪里？而大陆人想的是，原来生活还可以有另一种形式，尤其两岸同属中华民族，我觉得第一阶段对双方而言都是好事，接下来就要看当彼此认知到彼此的不同后，会在自己的能力与思考上产生怎样的质变与量变，我始终认为两岸的未来决定者是在“85后”这一代乃至其后的这些人来决定，我们这种年纪的只能努力做好自己能够做到的，替未来的这些年轻人做好奠基。
记者：众所周知，台湾学生发起一股反媒体垄断的潮流，这其中主要在意的是“大陆因素”对台湾媒体的干预，这似乎也显现出台湾人对大陆崛起的一种恐惧与不安，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宫铃：在2008年马英九先生当选前，两岸间的交流仅仅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中，对于如何与对方相处以及正确地评价彼此，其实对大家都很陌生，在数十年的恐共教育影响下，台湾人会对大陆的经济崛起以及整体的庞大仅有最初的接触与认识，会恐惧很正常，毕竟两岸的生活方式、政治体制有所不同，对于未来的期待也有不小的落差，在这种心情下，其实我也会恐惧与不安，如果换位思考，换成大陆人易地而处，肯定也会有同样的焦虑，这很正常。
但我认为，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人，对于彼此的认知都有不小的误差，大陆与台湾其实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面对的问题其实几乎完全不一样，我认为不恰当的恐惧与对自己的不自信会逐渐减少。台湾人会在越来越深刻地接触大陆后，逐渐成长、成熟。我有一个看法，台湾方面有不少人主张要透过法律来抗拒大陆对台湾的影响，而且不少人觉得，这些影响仅仅是负面的，但我认为，法律是无法解决人的动机问题，假设台湾人认为大陆方面的动机不良（良好的部分可以省略不谈，因为如果觉得对方的动机是良善的，就不用讨论抵抗这个问题了），在这件事上，由于大陆政府的施政思维在于政绩，而且大多是以政府意志为整体意志，这对台湾人的生活与自由产生的影响其实未必是坏事。如果大陆方面在思考这个问题时，能够理解台湾人的忧虑，真正地释出善意，我想台湾人会减少“抵抗”，可能还会放开胸襟地了解、接触并且面对。当然，这对台湾人长久以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坚持是一种考验，考验着台湾人有多坚持与相信自己过去几十年来追求的一切，是否能够形成信仰，并且产生坚定强大的内在。
记者：在你以前的访谈中，你常认为，台湾的经济发展、信仰自由应该和西方比，而不应该和大陆比，你的依据是大陆和台湾的发展阶段不在同一个纬度上。这方面想请你具体谈谈。
宫铃：几个月前，我在台湾见过一个台北故宫的义工，她是有钱人家的太太，可是她要当义工，为什么？因为她很喜欢汝窑。这个人很有意思，她的女儿在美国，“9·11”的时候，就在世贸中心双子塔里面，当然她女儿活下来了。她就跟我讲“9·11”那一段故事，她说美国这个国家不会没落。我说为什么？她说她女儿公司的这些男士年轻力壮，在那种状态下非常绅士地让女人先走，而且很有秩序，不混乱，结果她女儿的很多同事都死了。她说纽约的消防队明明知道上去是死路一条，却都非常从容地上楼去。我们在电影《泰坦尼克号》里看到的那个画面，那个船让老弱妇孺先上，绅士们在旁边等待，乐队继续演奏，这个事情在美国是真的。她说这个国家怎么可能不强大。我们没有讨论任何跟能力有关系的价值或者信仰，这里的信仰不是指宗教的信仰，而是在这个世界上你相信什么。
在Facebook上有很多海外的大陆年轻人，时不时跟我来一句话，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弱肉强食，你吃我、我吃你。这就是中国年轻人的信仰。
我一个台湾人，和大陆的一些“右派”所思考的问题不一样，我不想普世价值之类的东西，那个问题有太多人去想了，我没有权利去替你们决定你们的制度。我身为一个女性，一个宗教徒，我觉得我可以去思考大陆人、台湾人的一些思维方式，把思考的结果在书中写出来。当然，我也要引导台湾人，去思考清楚，台湾的价值是什么。
我刚刚讲的这个女士，她书法很厉害，也是全世界跑，所以她跟我讲，大陆每一年出国这么多人，哪一个人看到了美国人的真正价值？
你的思想决定你看到的世界是什么，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唯物、二元对立的思维已经彻底决定你的世界是有限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根本就产生不了民主人格。民主的人格才是关键，民主、妥协、和解、共融、共存的思维才是现代人的素养。没有这个思维，中国人的思想档次就没法跟全世界对接。我有一次这样在微博上这么讲，有人说我傲慢。
记者：微博上能表达的空间有限，可能没办法全面表达深刻的问题，与大陆网友的交流会有一定程度的不顺畅，中间存在交流的障碍和误解也是有可能的。此外，双方思考问题的角度，以及看待世界的思维也会不同。
宫铃：我讲的是，担心大陆人和世界主流思想没有办法对接，因为思想体系与价值观的不同，导致彼此双方在意的、看到的世界不同。这无法透过语言、财富或是硬体建设与国家的强大可以解决。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历史的国家一如一个社会中的每个人，有着不同面貌与性格，但是，总会有一些共同遵守与相信的规则与价值，而这些就是人类社会得以在各自不同的情况下，和谐共处的原因。在一个群体中，如果有一两个人特别奇怪，你大概会回避或是担心这些奇怪的人会做出什么你无法预料的事。
如果要我举例，坦白说，我很忧虑大陆社会普遍存在的仇恨思维，大部分的精神集中在“差异”产生的“剥夺感”，总是觉得别人瞧不起自己、剥夺自己，想要达到自己认知中所谓的“公平”，但很少去思考自己拥有了什么？自己的思维与价值观甚或是基本常识、历史的了解等等是否“相对正确”？最重要的是，仇恨，具有毁灭性特点。就我的了解来说，大陆人普遍相信的是权力，相当程度上认可“恃强凌弱”，在世界观上，是否思考过强大是目的还是过程？人类如果总体来说是曲线向上提升，那么在这样曲折的道路上，中国人是否思考过这个民族该要扮演怎样的角色？
如果我们无法提出系统性的思考，以此说服大家相信并且愿意中国的强大，难道我们真要以“恃强凌弱”的手段达到强大的目标？就如同我经常在微博上，或是在日常生活中听到有人如此说，“XX这样的小破国家还敢跟中国做对？？”坦白说，我觉得大陆社会缺乏一种深刻且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台湾也是，但病状以及形成这种病的理由与过程不同。
大陆没有正确理解孔孟的忠恕之道
记者：台湾一党执政时期，民众与现在大陆民众的思维方式有可比性吗？有一些台湾人常说，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传播方面，台湾做得比大陆出色，对此，你有何看法？
宫玲：也没可比性。几十年来，台湾一直在讲中华文化传统，人伦观念在台湾深入人心。
有一次我去成都，遇到一个当地网管办的官员。他说，中国现在应该恢复传统道德思想，首先要恢复的就是“大义灭亲”。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你们信仰“大义灭亲”。“大义灭亲”这个说法不是儒家思想，是中国数千年来的王道思想，君主思想。我说，儒家思想里面没有“大义灭亲”，孔孟讲的是忠恕。孟子跟孔子只告诉你，当你的父母有错的时候，你应该要告诉他，这个起点是因为你对他的孝顺，孔孟没叫你灭了父母。中国5000年来历史上有几个人大义灭亲？在台湾，我们教小孩就没有“大义灭亲”这一条。我们在学习时知道，为了忠，只好把孝先放下。譬如说你是要在家尽孝，还是对国家尽忠，因为忠孝不能两全，但是也没有教大家灭亲。对于父母来讲，当你为这个国家尽大忠的时候，父母也有面子，这叫尽大孝，也没有灭亲。灭亲是反伦理的，这是一个逆反人性的行为。为什么让你大义灭亲，为什么古代有大义灭亲的思想，他让你忠于君王，不要忠于你的亲。要先爱朝廷、爱民族，你连你自己都不爱了，你还爱民族？我都不相信。
记者：你对“大义灭亲”的认识挺深刻。也有可能这个官员眼中的“大义灭亲”是另外一种角度。比如，在亲人违法乱纪时，作为当事人或知情人，有可能选择法律、法纪至上，让亲人主动投案自首，或者说清问题等，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进步。当然，也不乏你所看到的理解偏差的例子。再比如，我们的俗语中还有一句话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宫玲：“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是中华文化的糟粕。思想和思维模式决定你看到的事情。我们会觉得有些事情很奇怪，譬如很多中国人移民到了海外，或者是留学在海外，他们反而认为，原来，美国或者加拿大，真的仇视、歧视华人呢！或者是说他们瞧不起中国人，所以，中国一定要强大，所以一党制要继续下去。
这个事情在我们看起来是很吊诡的。我记得大约在2000年左右，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来过大陆，我们在讨论海归有可能对中国的影响--但是海归都成了“海待”了，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我们就好奇说为什么会这样，我到大陆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海外的华人不就是因为大陆社会不够好，才移民。然后你移了民之后，享受好的生活、好的自由，却回头来希望你的同胞继续承受你原本不爱的那种生活，只因为你在海外要有面子，这可自私得也太夸张了吧。
台湾过去也有大量的移民和留学生，大概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台湾的政治或是经济的进步都是靠这些留学生。譬如马英九就是留学生。台湾得利于留学生，从国外带回一些好的制度，为什么你会觉得台湾好像很亲美，其实是台湾人本身带回来的制度就是美国的那一套。
中国人喜欢以我为中心对待世界
记者：你说的这种“仇恨”心理确实在大陆有一定程度的存在，有这种心理的人看世界的视野确实有些狭隘，从长期来看，这对大陆的发展是不利的，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也不好。你是不是看到一些大陆大学生毕业后再出国，更容易有这样的狭隘心理？
宫玲：是的。我观察到已经很多年了。去年，有一次我去香港演讲，听众里面两岸三地的人都有，后来在现场，有一个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到大四，打算要再念研究所的一个女生跟我辩论，因为她对我有一句话很不满。我说大陆的孩子因为没有办法得知历史的真相，所以他们对历史的真相这些东西会特别在意。
她觉得我这句话充满了傲慢。她说你凭什么觉得我们知道的不是历史的真相。后来我火了，我拍桌子，说你在美国都四五年了，你到墙内感受一下翻墙的痛苦你再说话。
然后我会慢慢思考为什么台湾的学生出去以后，很少听到他告诉我说，老外歧视黄种人。那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有这种问题，我又对照了我自己在大陆跟大陆人相处的经验，就会发现，大陆人特别喜欢去找阶级的对立关系。譬如说，我有的时候讲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根本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你就说你台湾人了不起了。2009年时我还看不出这个问题的关键，后来阅读了不少党史之类的书，发现他特别喜欢找阶级的落差来造成对立，因此中共的教育教你们都是对立跟斗争，都是阶级产生剥削。
我讲一个故事，我2012年8月底去了一趟澳洲，同去的有一堆“右派”。车上的时间有很多，他们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这一趟旅程最大的收获。因为有太多大陆人想要移民到澳洲，靠与已经在澳洲的华人假结婚来获得绿卡。最后，澳洲政府实在不得以，就开始要求结婚前要面谈，问一些很私密的问题，比如包括，你们两个做几次爱，用什么姿势之类的，这个东西在外国人来讲是不成立的，因为严重侵犯隐私权。所以，同去的一个“右派”就很生气，跑去抗议，澳洲方面是这么回答他的：过去我们澳洲，你来告诉我，你结婚了，我就信了，因为我们认为婚姻关系是很神圣的，可是我没想到你会骗人。天主教是不准离婚的，澳洲人对婚姻和家庭是有一个契约精神的。你跟我说你结婚，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然后你就拿来骗人，逼得我不得不降低我的人权标准。
这个“右派”也无话可说了。可是有很多中国的移民就认为这个事情是澳洲冲着中国人来的，是歧视，而且和他们说道理也说不通。
我再讲一个例子。在澳洲有一天我们要去逛街，6点半多到大街上，7点百货公司就关门了。我们只好到唐人街，一看非常热闹，据说中国人一年到头365天，天天工作，天天赚钱。搞得澳洲人要抗议，一是你开店影响我休息。二是，澳洲国民福利非常好，基本上每天口袋空空，你也可以到老都不愁生活，所以澳洲人不愁钱，他就觉得中国人老在那赚钱，你要在赚什么东西。知道中国人都干嘛吗？把钱都送回母国去。理论上你已经宣誓效忠澳洲了，你怎么可以在这里享有我的福利，赚我的钱，送回去给你的母国？我请问你，如果今天是美国人、澳洲人移民到你中国，吃你中国的、花你中国的、赚你中国的，寄到美国跟澳洲去。大陆人会同意吗？
记者：中国人到了国外，赚钱的心理还是很重的，把外国的钱挣到以后寄送回来，应该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体到了澳洲，心和思维方式还是中国式的，中国人可能觉得很正常，但澳洲人就会觉得没有契约精神，这中间得有一个漫长的法治文化的磨合过程。
宫玲：问题是你的作为已经对别人产生痛苦的感觉，你不忠于我，你不爱我。而且中国人大部分会希望你的华侨是爱中国的。我是一个没有国家忠诚观念的人，地球人本来就有权利要去任何一个国家，我甚至认为不应该有国界。今天人类反正没有成熟到这个境界，它必须有国界，那就有吧，他要成为哪里人，那是他的事情，你不能因为他的基因，或者是他的长相是中国人，你就非得让他生生世世地忠于中国。
记者：中国人强调民族属性、以自我为中心对待他人有很长的历史。相比而言，中国人对于现代法治精神引领下的自由要知道得少，获得的教育和训练也少。即使到了国外，思维也不能很快转变过来，当然，行为习惯也会有很多的民族特点。
宫铃：我当然不能说所有的歧视问题都出在中国人身上，但是我们似乎要思考一下我们的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跟一群大陆人去旅游，我在车上最常听到的话是--待会饭店有没有免费的Wi-Fi？导游说没有啊--我们中国的饭店都有。这个多少钱，咦，我们中国才多少钱。所有念念不忘的都是中国。包括有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因为澳洲的饭店不提供免费的Wi-Fi，他们采用的是使用者付费，买网域很贵。然后他们就抱怨澳洲没有给他们Wi-Fi，服务员说大厅有。后来我都不敢相信，一堆“右派”知识分子就坐在大厅上网。这也没问题，但是，他们到了澳洲，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上的什么网？上微博、上博客跟人家吵架。你肉身都翻墙了，你的心还要翻墙到里边去搞事。一路上这些“右派”人士问我中国该怎么办，我基本要崩溃了。到了第三天，他们竟然开始比昨天晚上上网到几点，我就真的受不了了，于是我就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能不能回到房间打开电视看一看人家澳洲电视台。听不懂没关系，我也没有英文很好，你打开听一下，好玩，昨天晚上我看他们购物频道竟然在卖塔罗牌算命。
我刚到大陆的几年，一直到2009年，我很想了解真正的大陆社会，我让自己完全融入在这个社会里，住在居民楼，让自己的口音改变，有些生活状态我并不喜欢，但我愿意过去看看。我始终觉得唯有透过共同的生活才能真正理解对方的思考。经常有大陆人很直觉得对我说“你是台湾人，你不懂”，刚开始我生气，觉得是对方不理解我曾经为了了解大陆所做的努力，现在我通常很淡然地一笑，懂与不懂无法透过辩论让对方了解，这个社会就是辩论太多，而很少花时间去观看自己的内心与思考路径，更少于花时间去了解对方到底懂得什么，就断然地以否决对方来拒绝交流与彼此的了解。
记者：“右派”这个词的含义是很混淆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多数人认可的理解是比较崇尚和践行西方自由主义的人，可以称为“右派”。你觉得和你同行的大陆的“右派”是真“右派”，还是假“右派”？
宫铃：我不在意他是真“右派”还是假“右派”，我在意的是他身体上反应出来的大陆人的一种难以抹去的特质，特质是什么呢？中国就会叫做世界以我为中心，所以你什么事情都以你为标准去看待这个世界。我到大陆来，得利最多的就是这种文化冲击，我必须不断地转换我的“台湾思维”与对大陆的认知，你知道在这里面我获得不少，有痛苦，也有乐趣，看待一个人，看待一个事物，角度更多元化，很容易让你不再执着跟痛苦，这也是佛学嘛。所以我在澳洲的时候，人家讲澳洲人是“周光族”，每个星期四发薪水，每到星期三的时候，澳洲人的口袋里面听说可能大概平均不到50块澳元，我们很难想象，即便我是一个很爱花钱，也不太存钱的人，但是当我听到完全不存钱，我也是会觉得我没有办法想象那要有多大的安全感，才能使我这样做。因为澳洲人是这个状态，所以他的人生观跟你一定不同。（未完待续）
记者：思想决定人的眼界。大陆人与澳洲人在生活方式、人生观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你观察得很仔细，也能体会出你对大陆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不当的忧虑。你在台湾接受了很多传统道德思想的熏陶，是不是对你观察大陆人的问题有很大的帮助？
宫铃：传统道德思想对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帮助的。当然对你的老板和对你的父母，态度是不一样的，孔孟之道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没有做一些斗争的东西，虽然有白色恐怖，虽然也有从政府的公权力向下的一种压制，但是，并没有破坏我们人际之间的信任和关系。我觉得，这个基础使得台湾的民主发展得比较顺利。譬如说所谓的民主的地方自治是要从乡里之间的关系开始，包括士绅阶层，这个东西在大陆已经全崩掉。再比如食品安全问题在大陆很严重，而在台湾因为有同业工会，行业里相信属于这个行业的面子与尊严，还有在社会中的信任感，如果说哪个行业最不在乎面子，大概就是台湾的政客们了吧。在台湾，同行之间都希望这个行业是一片荣景，彼此之间会有主动存在的制约力。同行必须加入同业工会，因为一旦你不在这个同业工会里面，你被同行摒弃了，你就没法在这个行当存活。所以，同行愿意在一起，愿意一起享受市场带来的好处。而在大陆，一个行业总会出现一两个害群之马，把这个市场搞烂掉，最后整个市场都死掉了。大陆的一些企业还是没有共存、共荣的概念。
再者，做事得有羞耻心。在大陆，我就搞不懂有些人为什么可以做事没有底线，没有羞耻心。比如，王石的婚恋事情，在微博上我一个帖子都没转。我看到很多人跳出来说，王石的岳父是什么样的背景。别人落难的时候，你出来踩他一脚，你不觉得你那个表情跟动作很小人吗。大家没有一种对自己有君子般的要求。为什么孔子说有所为，有所不为。意思就是，如果你在意自己的尊严，坚持自己的底线，有些事情你就会做不出来，更不屑去做。当然自己的尊严与底线还是必须以大是大非作为最重要且唯一的皈依。
有一些事情，当大多数人去踏的时候，我是不屑去踏那一脚。当大家都在抢那个吃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不行，我有我的气质，我有我的形象，这个形象不是装，而是你自然而然对自己的一个要求，这个要求促使你无法做那样的事情。
记者：在大陆，一个单个的人想不随波逐流，保持自己的个性是很难的，因为，大陆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依靠集体、奉献集体，在集体中取暖，在集体的庇佑下生活。如果一个人想保持自我的特色，脱离集体的庇佑，可能会活得很痛苦。
宫铃：可能有吧，我特别能理解他们的痛苦，但是我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因为我毕竟从小是在台湾那个环境成长的。台湾年轻人比大陆的年轻人幸福之处就在于说，大陆的年轻人失去了做梦的能力，这个做梦的能力从比较大的环境来讲，就是来自于环境的公平性、包容性、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与认定。现在公平性也别谈了，你家穷，没有背景，你要在这个社会上出人头地，那是很难的。
我认为一些大陆年轻人接受的思想教育了剥夺了他们感受幸福的能力。台湾人喜欢说谢谢。大陆人说，哎呀，真是装。这么多年来，我思考到一个问题，当我在说感谢，谢谢你的时候，更代表我同时在思考的是我知道我获得了什么，我知道我拥有了什么。所以每当我在说谢谢的时候，我就是在重温一次我的幸福，我从你那得到东西，即便你帮我递个东西，我获得了你的帮助，这都是一个感受拥有的过程。但是大陆的教育是在让你感受失去的过程，感受你没有的过程，所以你要恨。我不能说我那种一定会产生爱，但是至少不会产生恨。但你们这个世界是优胜劣败，这个世界有你就没有我，这个世界有特权就没有我们草根了，所以你永远都在感受失去、对立、剥削，相对的剥夺感，你怎么能感受到幸福。
我记得大概2006年的时候，我当时很认真地跟一个大陆朋友说，说我的理想就是希望将来真的能够写文章，能够感动一批人。他跟我讲，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很真诚，当时受到很大的伤害。2007年，我开始在网络上写文章。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大陆人觉得我这一套好像是国家领导人在讲话一样。可是在台湾，我们在Facebook看到那些，我们从来不觉得他在装什么。我在想，你们是否失去了那个真跟假的界限，真到假时，假亦真，假到真时，真亦假。就是因为你们那种辉煌、气势磅礴的语句可能太多了，所以你们一直在抵抗，使得好的东西也被抵抗掉。
记者：在生活中，常常分不清真假，因为每天很多人都在表演自己的生活，而没有真正活出自己的个性，时间久了，这些人也弄不清哪些是真实的自己了，哪些是虚假的自己了，对别人行为的判断更是充满了困惑。
宫铃：对。因为大陆人思维上喜欢二元对立，一刀切，一边是好人，另一边是坏人。在生活中，我管你什么好东西，你那一边的我都不要，所以又在失去。在台湾，一个40岁、50岁的人，即便他装可爱，大家也都觉得他好可爱，在大陆，十七八岁装可爱你试试看！你们不太允许一个人保持纯真，认为纯真就是幼稚，就代表着是弱者，就代表着被骗。
记者：是的。你看看那些大陆热播的宫廷剧，都是在传递一种谋略文化，希望人老成，少年老成，让人有心计、有心眼儿，会算计。
宫铃：所以今天大陆的问题不在于给你多少收入，就算缩短你们的贫富差距，你仍然觉得你失去了，因为你接受的教育教你看到的就是那个意思。要彻底解决问题，我思来想去，觉得只有改变你们的思想教育。
记者：这个教育制度运行太久了，很难改变。
宫铃：将来社会改变的时候，教育一定要改变，否则你的社会仍然会让你失望。2008年北京奥运，大家都说奥运、奥运、奥运，忽然奥运结束了，大家忽然好失落。大陆人期待了这么久的民主自由，以为民主自由肯给你一切。其实不是，民主自由是一个思想配套，而且这个思想和教育的改变，至少需要一代人以上。所以你们梦想中的生活没有那么容易达成，但也没有那么难达成。我看到，当那么多人都在讨论制度这个问题的时候，仍然在用唯物论思考这个问题。大陆是不是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最清楚。但是我知道在思想上，你们的缺陷有哪些。
你们这个缺陷把它补足，要变成什么样？我一直说文化是基于生存的需求和强盛，大陆不一定会跟台湾走向一样的道路。人生在世你要知道，有很多东西是超乎你人力范围所能决定的，你很努力，但是也许你的运气不好，你没有办法获得你想要的成功。这个时候需要什么来调解，就是需要你的思考能力来调节，需要你跟这个世界的和谐来调节，否则你很痛苦。
这个社会人这么多，资源这么有限。譬如说那天我看联合国的官方微博上说，大陆在十年以后城市人口会达到8亿4000多万，也就是说城市跟农村人口就反转过来了，这代表什么？都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国家势必要民主化。
大陆发展面临的五大危机
记者：农民变市民还是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头脑中的思维很难一下改过来。
宫铃：给他们点时间。我都对你们充满希望，你们也要对自己充满希望。我认为不到十年吧。
记者：你对大陆的发展很有信心啊。
宫铃：充满希望，但也充满忧虑。除了思想领域，大陆还存在很多经济和公共安全方面存在问题，我觉得目前大陆存在五大危机。
第一，思想危机，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过了。
第二，人民健康危机，这个健康包括心理与生理，我想绝大多数的大陆人都无法否认自己的生活环境处于亚健康状态，除了癌症，各种因为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文明病，尤其是在精神与心理健康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癌症，大概1年多以前，我就慢慢地感觉到我身旁的大陆朋友的家人或者朋友之间有不少人得了癌症。国力里头有一个人民的健康指数，四五十岁时，理论上叫壮年期，不论是精力上，或者是能力上都是最成熟、稳定的时期，应该是最高峰的人生阶段。可是大陆刚好是这一群人即将大批量患癌症，大陆的国力会发生重大空前的恶化。
第三，社会危机，整个社会没有信仰的价值观、哲学观，只相信弱肉强食，彼此之间信任感缺乏。
第四，政治危机，政府的统治力因为人民存在的不信任感而逐渐下降。
第五，经济危机，我在经济方面不擅长，只能依照台湾的发展路径去对照观察大陆，而我最忧虑的问题就是大陆产业的升级与转型，包括人力资源素质的提升。
《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一书的启示
记者：我们都知道你出写了不少时评文章，也出了一本反响很不错的书，不知道你最近在读书，或者写书方面有哪些打算？
宫铃：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是台湾出的，叫做《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里面有几个段落我觉得蛮有意思。从书名可以看得出来，作者很在意缅甸的人权问题。乔治·奥威尔以前是大英帝国派驻在缅甸的一个警察，著有《1984》一书。实际上他们认为《1984》是乔治·奥威尔寓言了缅甸的未来。
记者：也有人说《1984》寓言了苏联的未来。
宫铃：所以缅甸人特别崇拜乔治·奥威尔。这里面有几个点，跟中国有点像。
第一点，这些人很喜欢乔治·奥威尔，但是有人觉得乔治·奥威尔瞧不起缅甸人。在读他的书的时候我特别有感慨，因为我的第一本书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在里面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优越感，我觉得很委屈，我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结果还是有这个问题。
后来我就发现这不是优越感，刚才跟你讲了，因为你们感受到的是剥夺、失去，所以你们自然而然就会觉得我是优越，因为你们没有我有的东西，所以就觉得别人是优越的，这个跟我的态度怎么做都无关，就算我趴在地上你们也是这样认为。后来我就看开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乔治·的书里面，缅甸人会觉得他优越，当然也有他的问题，因为当时乔治·奥威尔是一个英国的殖民者的身份。
第二点，这本书中的一些叙述跟今天中国的很多现象很像。书中说缅甸的军政府，就是要求缅人在看到老外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笑容。因为他们笑得太开心了，以至于有一个欧美的观光客就问这个作者说，你们这些人权组织，是不是太大惊小怪了？也许人家根本就不需要你给他的东西，你看他们活得也挺好的。
我认为现在全世界在漠视中国的问题的原因也就在这儿。首先，全世界经济都不好，都需要中国的观光客。我前几天还在Facebook上面说，我认为很悲哀，我认为中国的观光客已经变成一种商品，没有人把他们当人看，哪里没有钱就希望中国观光客来，但是又很讨厌他们，所以他们是被隔绝对待的。
在坐飞机的时候，中国观光客是坐在后半段的。日本人跟中国人在饭店吃饭的时候是分开的。在台湾，大陆客去的地方，台湾人不去。在欧洲所有人都希望他们买东西。我讲这话我自己也很痛心，我那天很感慨的，当一个政府不把自己的人民当人的时候，全世界不会有人把你当人，现在他们是中国政府对外耀武扬威的武器，是在对各国耀武扬威之后，施予小恩小惠的工具，这就是中国的观光客。
一方面期待你的钱，一方面取笑你。我计算了一下，全世界跑，到处买、到处走的这些所谓的中国有钱人，顶多人数为2000万--十四亿分之两千万。但是，世界就忘记了剩下的大部分中国人的真实面貌--中国很悲观、很孤独的原因在此，而且因为中国人的思考方式跟全世界不对接，所以没有人能理解中国人的痛苦。
第三点，这书中讲到了一个政权统治下的奴性问题。缅甸成为军政府并没有中国新政权统治的时间长，缅甸也有“右派”，他们很忧虑，不赶快改变的话，又要多一代人是整个在军政府的笼罩之下长大的，这就意味着未来要摆脱这个阴影的影响要更久一些。而中国被新政权统治已经三代人了。
所以，我比一些大陆的“右派”更能够宽容地看待有人有“天生般”的奴性思想，以及他就是没有办法摆脱没有主子的日子，这个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已经影响了三代人。
我们不讲思想的优劣，我不太喜欢用优劣来做形容，我就很明显告诉你，你的思想不会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甚至剥夺你任何可能幸福的机会，你还要不要它？这个够明确了吧？你们所有幸福的可能性，都被这个思想方式给隔绝了。如果你们同意民主是一个比较可能的生活方式，比较好的生活方式，那么我就告诉你的思想不可能产生民主，你们要不要改？
记者：你介绍的这本书确实值得一读。今天，缅甸的民主化道路也在曲折地前行，大陆人也在密切关注、学习，当然，包括台湾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经验，都值得大陆学习、借鉴。
宫铃：台湾人的逻辑对大陆也是陌生的。去年的时候，我其实特别忧虑台湾会沉沦。后来，我忽然想清楚了，美国用一个开放的市场去承受全世界对它，无论是善意或者是恶意的举动，如大陆人在美国买媒体、还买电影的院线。一个人在思想上会不会受到侵蚀，完全在于他内在的政治理念是否强大，我认为这刚好给台湾人一次考验的机会。
台湾在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政党轮替，于是丧失了很多去深刻化民主价值的机会。放在大的历史环境中看，中国人有5000多年的历史，而民主才发明多少年呢？我们的民主化道路还很漫长。中国人也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劣等民族，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漫长的苦难当中去完成他的民主价值。
比如，美国这个国家，我一直在观察。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女人实际上没有足够的参政权利。另外他们也有劳教，我曾看了一部电影《换子疑云》，安吉丽娜·朱莉演的，剧中她的小孩被拐带走了，后来警察把小孩找到，但是不是她的小孩。警察想要结案，因为这个案子太大，就塞了一个小孩给她，但那个妈妈就说不是我的小孩，结果这个警察为了不让她继续闹事，就说她是精神病，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后来这个著名的案例也使得美国的警方不能够再去判处一个人是否具有精神病。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人权，包括他们所追求的民主，他们的宪法修正案，也是不断地在面对重大事件之后进行修改，包括“9·11”之后国土安全部的成立，他们也在思考，国家安全跟个人的权利之间的关系等这些问题，到现在还在碰撞。
【作者：《财经网》记者 陈君 】 (编辑：陈君)
Tuesday, October 16, 2012
Gut-level Affection, An interview with Jean-Louis Gassée
http://5by5.tv/criticalpath/59
A personal computer is a computer that you can live with your arms, your mind and your credit card.
A personal computer needs 5 things:
You can think with it.
You can organize.
You can communicate.
You can learn.
You can play.
Thursday, October 11, 2012
Guess who said this ... surprise surprise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搞不好，一失足成千古恨！一定要头脑清醒，时时处处把握好自己，千万不要因为一念之差，被一票否决，追悔莫及。说到底，廉洁是一种幸福，不贪不占，遍体轻松，心地坦然，办事踏实.
Monday, September 17, 2012
Comment trouver la force d'être courageux?
http://www.lesaffaires.com/imprimer/blogues/olivier-schmouker/comment-trouver-la-force-d-etre-courageux/548695
...
Ces pensées se trouvent, entre autres, dans un ouvrage intituléÉtapes sur le chemin de la vie. Søren Kierkegaard y présente les trois stades de la vie, qui, selon lui, jalonnent l'existence de tout être humain, quel qu'il soit.
> Stade esthétique. C'est le stade de la sensation, de l'immédiateté. Nous vivons alors dans un tourbillon perpétuel, en suivant nos émotion set nos pulsions, sans trop y réfléchir. Le philosophe danois a illustré ce stade par le Don Juan de Mozart, qui vit dans le présent, jamais dans le passé ou le futur, préoccupé seulement de sa conquête compulsive des femmes.
> Stade éthique. Le stade esthétique mène toujours à d'immenses déceptions, et peut déboucher sur le désespoir. Pour s'en sortir, il convient de construire sa vie selon des normes morales, c'est là que survient le stade éthique. Ce dernier permet à l'être humain de prendre conscience qu'il ne peut y avoir de véritable existence sans engagement, sans le respect des règles de la société. En adhérant à ces règles, il ne se plie pas aux exigences de la société, il vit plutôt en fonction d'elles, sans être dupe du "ridicule" des conventions sociales. Cette petite prise de distance lui est salvatrice.
> Stade spirituel. Le stade éthique n'est pourtant pas suffisant pour mener une existence pleine. Il lui manque toujours un petit quelque chose. Quoi, au juste? Le telos d'Aristote, c'est-à-dire la sereine union avec ce qui nous dépasse. Pour Søren Kierkegaard, c'est Dieu, mais cela peut être présenté autrement pour ceux qui ne sont pas férus de religion, en disant que, dans le fond, nous avons tous ultimement besoin de nous ouvrir aux autres en grand, à coeur ouvert. Oui, nous ressentons le besoin viscéral de «passion infinie», comme le dit le philosophe.
On le voit bien, c'est là que réside le secret du courage. Où peut-on trouver la force d'être courageux, de se lancer dans quelque chose de grandiose, pour ne pas dire sublime? Dans le dernier stade des étapes de la vie de Søren Kierkegaard, dans le telos d'Aristote, bref, dans la volonté d'accomplir son être. Autrement dit, si l'on manque de cran pour se lancer corps et âme dans un projet qui nous tient à coeur, quel qu'il soit, eh bien, on peut le trouver très simplement, juste en se convainquant que nous n'avons pas d'autre choix que de le faire. Car de notre passage à l'acte dépend non seulement notre bonheur, mais aussi celui d'autrui. Oui, il suffit de se dire que nous agissons bravement pour les autres, pour tous les autres, tous ceux qui vivent aujourd'hui avec nous et tous ceux qui viendront après nous. Et que c'est ainsi que nous pourrons, peut-être, rester dans leurs coeurs.
Qu'en pensez-vous? Søren Kierkegaard a-t-il vu juste, d'après vous? Cela vous fait-il maintenant réfléchir? Je l'espère…
En passant, Søren Kierkegaard a aussi dit : «La vie ne se comprend que par un retour en arrière, mais on ne la vit qu'en avant».
Tuesday, September 11, 2012
一位德国政治家对中国的睿智解读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194-41102.shtml
一位德国政治家对中国的睿智解读
转发一篇对斯密特的访谈。冷静，深刻，中肯，客观，公允，智慧。对一党制、议会民主、私有化、左右派、稳定与战争、人口、劳动力等问题，都有他自己独立思考的、不偏不倚的看法，读后受益良多。现在大家对许多问题都爱激动，看看这个局外人不带偏见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冷静下来思考问题。
原联邦德国总理斯密特先生访谈录：中国面临着关键时刻
（2012年2月15日）黄金散
1斯密特其人：
赫尔穆特.斯密特Helmut Schmidt先生今年已经93岁高龄。作为联邦德国原国防部长、财经部长、经济部长、外交部长及总理（1974-1982），是德国政界公认的最有建树的政治人物之一。
他一直致力于中德友好，在关乎中国的台湾、西藏、新疆问题上一致给予理解的态度，对535事件也有西方政治人物鲜有的理性见解。
退休以后，斯密特先生先后来中国15次，中国成了他后半生研究的焦点课题，至今出版了《伟人与大国》、《不在其位》 两部有关中国的著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者除基辛格之外，独一无二的实战派中国战略学者。在同中国的广泛交往中，他曾面见过毛泽东，还与邓小平、朱镕基两代国家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
1 1采访背景：
2012年2月15日，经德国朋友的安排，我飞往汉堡，在郊区的一栋别墅里我采访了斯密特先生。斯密特非常乐意欢迎来自中国的客人，事前并没有对我的采访提纲提出苛刻的要求，因此我可以根据现场访谈内容自由延伸。考虑到斯密特先生的健康状况，整个采访过程分两天各一个小时进行，以下是录音翻译整理稿。（其中第一天采访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民族和哲学层面，第二天主要侧重当今中国改革发展和国际政治问题。）
1 1第一天
记者：您好，尊敬的斯密特先生，终于跟您见面了，您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
斯密特先生：非常荣幸来自东方的问候，中国成了我后半生的情结，我对那里发生的一切感兴趣，也希望跟记者先生分享。您是个自由记者？
记者：更准确地说我是一个自由思想者或“公民记者”。数字化时代，记者的职业性质也越来越淡化，今后随着推客的普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了。您经常使用互联网吗？
斯密特：会使用，我还是习惯传统媒体，更多的喜欢杂志及书籍之类的阅读，也许这就是和年轻人的区别。
记者：您的思想仍然很超前，看得更深远，中国近些年的发展，似乎一直在印证您的预见。德国是个思想家辈出的国度，从莱布尼茨、康德、尼采到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等，他们影响了中国的一代代人，当代的中国人希望在从这里获取更多的思想营养。
斯密特：对德国人来说，中国的文明一直是一种对照，因为她和西方文明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和模式，这提醒西方的思想家西方发生的一些可能并不是一种人类文明的必然。刚才您提到的莱布尼茨，他是数论的开创者，“万物皆数”的概念中西皆有，莱布尼茨一直希望找到用数学方法解决宇宙中一切问题的办法，他从中国古代易经阴阳两极生万物的宇宙观及太极八卦二进制的表达式中得到了启发，这为数论及逻辑代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您说的数字化时代，应该从易经开始。
记者：他是第一个希望成为中国人的德国人，您似乎是……
斯密特：（笑）一半的中国血液，思想上的。
记者：但黑格尔对中国文明一直有偏见，而同时他却是对中国人思想影响最大上的一位。
斯密特：他本人的评论局限于当时的认知，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去过中国，他对中国古籍的研究可能并不充分。宋朝程朱理学更接近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王阳明的心学则同时强调了实践和先验知识的统一（知行合一，笔者注），这和笛卡尔更为接近。可能满人的统治限制了你们文明的发展，王船山的思想其实已经接近辩证唯物主义，他很像康德，是一个大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是他迫于当时的文化禁锢，只能隐居著述，他的书籍一直在200年后才能面世——可那时这些思想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
记者：这是个悲剧。
斯密特：我去长城就想过这个问题，北方草原民族对你们的文明历来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所以你们的文明一次次被中断。我的印象中至少4、5次大的中断。
记者：前些年中国流行一本叫《狼图腾》的书，核心观点是北方草原民族一直在为中华文明输血，使中华民族屹立几千年而不衰，您的看……
斯密特：呵呵，抱歉，我没有看过这本书，这是当局现实的政治需求吧，可能你们不希望在西藏、台湾、新疆之外又蹦出个蒙古来——世界还是冷兵器时代吗？
记者（追问）：那您如何看待黑格尔在中国的影响力？
斯密特：他的影响力是世界性的。具体到中国，我想这恰恰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假以时日，会有光明重现的时候。相比，穆斯林文明的发展会是个麻烦。
记者：听说毛泽东说你是信康德的？
斯密特：（笑）我与毛先生第一次见面他对我的评说，不过我们并没有机会详谈。那时中国对我还很陌生，一种神秘感。除了毛，我只知道孔夫子。
记者：康德之与孔夫子，您怎么看这二者？
斯密特：您指的当然是伦理思想方面的。康德把上帝挪开，试图依托人类的理性找到适用全人类的道德律，他并没有完全成功，至今也是个问题。孔子的黄金规则（golden rule,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笔者注）看来更具普遍的适用性，但有些时候还是表现消极。而基督的白银规则（silver rule即“如果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你就如何对待别人”笔者注）则具有破坏性。 记者：中西方矛盾就在这…… 斯密特：已经对国际关系构成影响。
记者：近些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希望回归孔子的传统价值主张，您的看法是？
斯密特：年轻人不太会接受，我注意到你们并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记者：这也是我今天来采访您的目的之一。
斯密特：可能让您失望了，中国自有自己的文化脉络和国情，我只是个冷静、客观的旁观者。
记者：我们非常渴望听到友好的、建设性的旁观者的想法。
斯密特：西方的当代文明及其价值可能就目前并不适用你们，那是中国中医概念中的“一剂猛药”，除非你们希望将中国分割成若干块，但是那样会造成看起来永不休止的流血冲突，看看前南斯拉夫就知道了。
记者：您怎么会有这种看法呢？
斯密特：如果采用西方价值体系和政治架构，你们能不尊重地方的选票吗？但是你们的民族交错分布、互为依赖，又如何分割？
记者：我明白了。那就没有出路了吗？
斯密特：我当然无法指出出路，但我始终觉得经济发展是个首要的问题，历经漫长的历史时期，民族最终会融合的，只不过中间会有倒退和挫折，但总的趋势没人能改变。
记者：如果那样，就会被人视为汉化。
斯密特：您指的是汉族化？
记者：是的。
斯密特：什么叫汉族化？你们和两千年前、千年前的汉族还是一样吗？如果以两千年的汉族作为标本，我倒不如说日本更“汉族”，更“中国”，当然我是就文化方面而言。
记者：你的意思是……
斯密特：我的意思是你们的文化不断在进化，今后中国一体化应该是现代化，而不是汉化，谁可以拒绝现代化而活在中世纪吗？
记者：例如西藏、新疆问题。
斯密特：台湾问题相比更单纯，如果中国（大陆）比台湾富裕，情况就大不同了，人是现实的。我始终觉得在台湾问题上西方在犯错误。
记者：西方一直在干扰，为了自身的利益吗？
斯密特：那主要是美国人，我想欧洲人今后不会关心那里的问题。
记者：谈到中国的政治问题，西方人总不会跳脱535问题，但您比西方主流有更为理性客观的看法。
斯密特：并不是说我认为当局没有责任，就现在来看本来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记者：愿听其详。
斯密特：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人们示威方面缺乏经验，部分原因是因为自毛时代始共产党主流意识是强调群众运动，并把它视为最高国家意志。实际上中国政府当时还开了专列运送学生入京。
记者：为什么后来会发展成那样？
斯密特：你们的“治安片警”在这个时候肯定无法控制局势。西方对待示威行走已经有了长达上百年的经验，防爆警察、隔离带、无致命性武器等等，通常反映很迅速，执政当局知道如何首先对付人群中必然的激进者。
记者：但是后来有了军队。
斯密特：问题就在这，军人和警察对待冲击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事态由此会扩大。
记者：所以邓小平后来建立了武装警察部队，但那也不至于会出现那么严重的后果。
斯密特：具体事件的进展，我也不尽明了，大家都有不同看法，但我觉得学生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因为当时谈判一直在进行。
记者：那如何谈判破裂了呢？学生要价突破了底限，双方互不妥协？
斯密特：是不成熟，因为政府已经一再答应了学生的请求，而学生一再临时修改底限，比如他们会担忧政府秋后算账。
记者：这让谈判一方对另一方产生了不信任感。
斯密特：是这样，谈判不能轻易透露自己的底牌，一旦透露而被对方全盘接受，就没有悔改的权力，否则你就是一个不合格的谈判对手。
记者：深受教诲。我想用一个假设，如果当初学生或一些意见领袖执政了，你认为对中国是福是祸？
斯密特：这当然很难判断，因为会有一系列连锁反应是无法预测的。这是博弈论上的超博弈或无限博弈，找到那个平衡点很困难。如果你的假设成立，那可能并不妙。
记者：何以见得？
斯密特：知识分子通常较有雄辩的能力，西方很多领袖都是律师出身，但他们执行的能力会很欠缺。施政需要更现实，有太多问题其务实的处理方法和一个思想家设定的价值和目标常常相违背，这需要经验，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记者：那从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发展结果来看，您怎么评价。
斯密特：没有人能说不是个奇迹，从这一点来看，邓小平还是很了不起。
记者：相比毛泽东呢？国产党官方的评价是3：7开，7是肯定。
斯密特：我看不到，但是他对统一中国还是有功劳的，自从清帝退位，你们的国家一直处于整合期，而外患又添加了更大的麻烦。
记者：您说的是日本，那您怎么看这个国家？
斯密特：我觉得如果他们与你们走得更近，回归东亚对他们会更好，因为无论是他们的文字、思想、建筑和习俗都来自于中国。
记者：可他们更倾向美国。
斯密特：我在任国防部长期间，曾经同日本同僚就冲绳美军基地与他们有过交流。我告诉他“这对你们不利，因为这反而会让你们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他回答我“可我们需要美国的保护”，我反问：“中国历史上哪个皇帝曾经主动攻击过你们？”他说：“你赢了”，但美军基地还是建立了起来。 记者：可能是他们对中国造成的伤害过重，所以反而感到后怕。 斯密特：他们害怕承担责任，那是个自私的民族，这一点和德国不同。
记者：那您怎么看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扩张和战争而言？
斯密特：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侵略过他国，西藏是个例外，应该说这是出于你们的自信。实际上你们一直把自己认为是世界的中心，而这个中心之外的地方都是蛮夷，所以取得中国的统治权对你们的皇帝来说就是拥有了“天下”，也就是世界，这提醒西方人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和历史观。
记者：实际上，清朝的皇上曾要求德国的使臣下跪，另外还有给西方的国家赐国王称号的企图。
斯密特：（笑）近代国家概念，是西方文化中心论下的民族国家概念，不适用分析中国历史，这造成了当代国家关系上西方对中国这个国家概念认知上的冲突。
记者：刚才您提到了西藏是个例外的问题。
斯密特：无论如何，西藏的神权制度是共产党解决的。至于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就历史证据来说，你们是有很多，但并不充分。但相比美国印第安、澳洲土著、俄罗斯西伯利亚等来说，又很充分。今后的合法性最终取决于西藏今后的发展。
记者：那您的最终态度呢？
斯密特：西藏今后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中国。没有中国，他们也解决不了与中国穆斯林的问题。据说在中国西部青海湖旁穆斯林和藏民的冲突从来不断，由中国作为监护人是必要的。另外，从长远来看西藏独立会让印度更坐卧不安。
记者：这是否属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断裂带的范畴？
斯密特：世界各地都或多或少有的问题，德国的土耳其裔有400万，如何融合是个问题。
记者：安吉拉.默克尔已经公开承认你们的多元文化政策失败了。您本人如何看呢？
斯密特：德国国内的民族问题很敏感，还是探讨东方的问题吧。
记者：对不起。今天的时间应该到了，感谢你给了我这么充裕的时间，我实在幸运。明天希望就中国当今国际政治和发展改革问题听到您的一些看法。
斯密特：我的荣幸。今天很高兴能接受您的采访，明天还是这个时候。喜欢柏林这个城市吗？
记者：当然，这次可能没空了。
斯密特：中国人很勤勉，明天见。
记者：您也是，明天见。
1 1第二天
记者：昨天您谈了很多有关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文化问题，今天我有一不情之请：为什么您始终为中国和中国政府辩护？是出于礼貌，还是为德国国家的利益着想？比如：出于德国的战略利益，希望中国的崛起牵制俄罗斯。
斯密特：俄罗斯与西方在历史上的纠缠的确很多，她一直是出生波兰历任美国国家战略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一派所认为的西方战略安全的根本问题。可我不是波兰人，波兰当代政治家似乎并不亲中国（笑）。
记者：谢谢您的坦诚。一个全世界关注的话题，在当前阿拉伯之春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中国的一党执政问题？
斯密特：我从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就像你们的邻居日本就一直一个党执政，只是最近新的党组阁了，看来事态并不妙。 记者：如果仅一个政党专政，似乎少了制约的力量。 斯密特：共产党内不是也有派别吗？这和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有什么区别？看来不论他们哪个党赢得竞选，国策似乎并没有太多变化。
记者：这是互相牵制、平衡的结果，那似乎意味着中国今后改革不会有突破性的进展？
斯密特：那是因为美国一直没有真正意识到挑战，如果这种危机更激烈和迅猛，我想结局就会不同。中国也一样，似乎中国意识到了这种危机，阿拉伯之春对中国是个警示，它无意间成了中国改革的推动力，因为统治阶层是有惰性的，正如您所说的内部制衡的问题。
记者：中国有俗话说“温水煮青蛙”（笔者解释）
斯密特：很形象。
记者：说到政改，中国台湾的选举目前已经逐渐成熟了，似乎给了中国知识分子希望，因为之前有人担心中国文化和国情很难适应西方的政治制度。您的看法是？
斯密特：这是个很大的命题。台湾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很有特殊性，因为两大阵营是围绕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而定义的，背书的一面还有美国，这可能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处。 记者：这就是您所说的特殊性？ 斯密特：是的，也就是说，台湾的政治是中国大陆和美国政治的延伸，受两个世界最强大力量的调和。因此与其说台湾民主制度的成功是台湾内化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外化平衡的结果。
记者：（笑）很有启发。那您认为如果当前中国大陆沿用台湾的政治制度，会有什么结果，您乐观吗？
斯密特：关于台湾的政治发展我没有仔细研究。据说他们经历了很长时间，现在成熟了很多，期间经历了很多动荡。仅从内部动力来说，我想主要得益于蒋经国的开明独裁，否则很难克服保守力量。如果邓小平健康状况多允许他十年，中国（大陆）今天的改革也许会顺利的多，一个民族在复杂的困难时期是需要英雄的。
记者：您的意思是中国政治改革错过了一个良好的窗口期？
斯密特：当然，按中国俗语，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机会总是会有的。几十年前，国际主流对邓小平的改革和89年后的中国前景也不那么看好。即使假设成立，我想邓小平也不会模仿台湾的政改模式，因为他清楚台湾政治模式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昨天我似乎谈过这个问题。
记者：大卸八块的问题。
斯密特：是的。但这只是其中一个，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经不起台湾曾经历的政局动荡，国际竞争也不会给中国多留出几十年的窗口期。
记者：您指的是经济的发展方面？
斯密特：很重要的方面。因为大规模的政改首先必然对稳定有冲击，虽然从长远来看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会恢复，也许会更好，但经济不是孤立于一国国境内的。中国经济核心是制造业，是长期投资资本，他们倾向于确定性的未来，离开了他们很难再回来。而阿拉伯国家是石油，即使折腾10年停滞不发展，十年后说不定还因原油价格上涨而因祸得福——中国可以吗？
记者：您说的是东南亚、印度这些国家可能会把握这个机会？
斯密特：中国劳动力成本在迅速提升，已经有这个趋势。大规模政改造成的政治整合期，我想在中国不会低于几十年。
记者：看来，您对中国政改不抱乐观。
斯密特：您别误会，我指的是台湾政改模式而言。
记者：您对中国国内的左派和右派各持什么态度？
斯密特：无论左派右派，我想其主体应该是把中国推向更高和更健康的发展阶段，但过左过右可能对中国都是个悲剧。过右的新自由主义，将会释放精英和资本的潜能，短期内经济效率会更高，国际竞争力会增强，但也会迅速推升中国已经很高的基尼系数，社会不稳定性也会迅速累加，迟早面临政局危机；过左毫无疑问，将会限制思想的进步，并吓跑投资，最终还会形成国民经济生产效率的全面下降，而且他们的对外政策趋于强硬，对抗会招致连锁反应，没人能预料到什么后果。
记者：您的意思是中庸之道？
斯密特：准确说，应该是恰当时期左，恰当时期右。目前中国的政策个人认为应该是趋左合适，中国二十年来一直过右，几乎成了世界上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国家，工农的权益低得可怜。但无论如何，左右有共同的公约数，即加强对政府的监督，解决贪腐的根本问题，提高底层的权益和言论的自由度。
记者：似乎左派更容易解决这些问题，但又投鼠忌器，那您的政改建议？
斯密特：我想，应该是共产党党内民主加民众监督的模式。 记者：中国的全国人民大会不仅是宪法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个最高民众监督机构，但等同咨询机构，被边缘化了。
斯密特：这是核心，但改革的目标如果是与共产党争权，我想可能会麻烦。 记者：您的意思？
斯密特：把这个机构的监督职能发挥出来，而不是取得全部权力，我看是最稳妥的妥协方式。 记者：但是监督的最终作用机制是通过权力来体现的，就是说民众需要拥有最终生杀予夺的大权。
斯密特：这是个常识性问题，但我想仅仅监督职能，比如说信息公开就足够实现民众的制约力量了。
记者：可目前人民呼声很高的仅仅要求高层公务人员公布个人、家庭财产问题都得不到答复，民众的力量很弱。没有人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也害怕清算，他们骑虎难下。您不觉得这是一党执政的后果吗？ 斯密特：我觉得这是当年邓小平改革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现在已经积重难返，但我本人并不认为是您以为的一党执政的问题。
记者：印度可能是个反证，不是吗？
斯密特：印度关于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在1948年立国之初就开始推动立法，到如今轰动世界的阿纳 哈萨雷的绝食抗议活动还是为了这个立法问题。因为这将既得利益者逼到了墙角——而民众清楚，暴力革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所以最后理性的结果是双方妥协。
记者：您的建议是中国民众和既得利益阶层达成某种默契下的妥协，承认既得利益换取人民的权力？ 斯密特：您的感觉很敏锐，是的，默契下的，而不是公示下的，之所以要承认既得利益，因为没法彻底清算，也不能彻底清算。
记者：谢谢！就我对中国民众心理的了解，人民很难接受？
斯密特：情感是一方面，理性是最重要的，否则最受伤害的还是普通人民。
记者：关于中国的改革，在国内知识分子中提出的模式很多。现在主流的有两种，一种是温总理和广东的改革模式，可能更西方化一点；一种是重庆模式。您了解吗？倾向哪一种？
斯密特：知道一些。两种模式都有不确定的地方，即使有好的理念，也不能保证最终的执行效率。通常情况下，一个看起来具有良好理念的方案和另一个执行有保障的方案，二者中我个人更倾向选择后者。
记者：譬如？
斯密特：重庆模式的优点是，已经有了一个模板可以参考，类似邓小平80年代的特区实验模式，成功了，就推广。这就看你们是否认可了。 记者：既然有了这个实验区，那您个人应该对它有个评价吧？ 斯密特：还是需要具体考察才知道，我想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对过去红色中国的历史过敏，可能会因此丧失理性判断。当然个人威权也是很难有保障的，这些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我想，重庆更像新加坡模式。
记者：您对温总理的改革方向有何见解？
斯密特：温总理的模式，我想也不会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目前中国国内政治生态也不会支持，可能会是渐进式的，但截至目前，我可能比您了解的更少。
记者：有一个比较核心的内容，即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问题，中国共产党的18大三月份就要召开了，到时会有更多层面的透露。
斯密特：我会关注。
记者：您不觉得应该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吗？
斯密特：这涉及到上百万亿资本的所有制改革问题，请允许我先谈中国国企改革的历史。
记者：您指的是朱镕基开始的国企改革历史？似乎您对朱镕基赞赏有加。
斯密特：准确地说是国企改制，当年朱镕基改革主要面临的是国企效率问题，总体上，我认为是成功的。
记者：就效率本身而言吗？
斯密特：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改革不会有理想化的结果，必须学会设定底限和目标。因此朱镕基采用了抓大放小的策略，对于一些不关乎国家根本的国有企业大胆进行私有化，而对十几个重要领域的国有企业采用了资产剥离、兼并、重组等办法，这样既保证效率低下的国企不再成为国家负担，也在重要领域保证了国家对经济的掌控。
记者：那您不觉得那剩下的大型国企如果私有化效益会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藏富于国、一定需要国家控制？
斯密特：您没有注意到剩下的国企的行业特性吗？它们大体是垄断性的、关乎国家安全的、对稳定性发展的要求要高于纯粹利润追逐的行业。
记者：这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斯密特：如果你把它们当做国家税务部门的分支机构，你或许就会明白了。您认为哪个国家会把税务机构私有化呢？
记者：这个角度的确很新颖，但仅从效率的角度来说，私有化应该更甚。
斯密特：你的国家有两个特别大的国企，一个是“棉花储备总共公司”，一个是“粮油储备总公司”，今后还会有“石油储备类的公司”……
记者：对不起，这两个国企性质是不同的，他们不是经营性的，当然无关效率。
斯密特：是的，中国剩下的十几个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核心价值也是不同的，它们应该是以长期稳定的发展、而不是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第一价值目标的。这些行业生来就不会亏损（deficit-proof），更多的是公用性的事业，价格由国家决定，怎么会亏损呢？
记者：难道您不认为私营化会利于竞争，也就是价格下降，人民会获利更多吗？
斯密特：未必，因为即使分拆打破垄断经营，效益未必会更好，价格也未必会降低，因为这些行业对创新性要求没有一般消费品那么高，私有企业不会有更多竞争优势。相反这些行业对稳定性要求更高，它们大多是资源性的。谈到人民获利的问题，你们国有企业的利润难道不是人民的利润吗？
记者：我开始明白了。
斯密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私有企业是不关心社会整体效益的。譬如说三峡工程总公司如果是一个私营企业，它根本就不会存在，因为它的投资收益会很低，收益期过长，而风险很大，没人愿意作这种投资，因为他只能依靠收取微薄的电费盈利，除非……它向上下游的人民征收减免旱涝灾害费（笑）——但国家会做出这个投资的决策，因为国家是全局利益出发，全国就是一个大公司，“利润”核算的对象不同。铁路系统也是如此，一些西部的铁路系统严重超载而收费很低，私有化他们会被废除或提价，这对内陆的发展是个打击。而如果以国家作为投资主体，情况就不同了。
记者：您说服了我，谢谢。
斯密特：不仅限如此，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是个教训。起初他们按人头给每个公民平均分配股份将国企私有化，因经济萧条的原因（部分原因是原苏联民众从计划体制出来，缺乏商业经验）这些股份后来被有国外财团背景的个人以非常低的价格收购，他们成了垄断财阀，而后这些人又担心资产的安全，把资本转移到了国外……
记者：譬如霍多尔科夫斯基，普京采取了行动。
斯密特：是的，他回收了很多资产，虽然严格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这些行动有些是非法的，但毕竟保护了俄罗斯的利益。现在俄罗斯的经济命脉石油天然气还掌控在国家手中，否则俄罗斯的国家福利会很糟糕，他们国民的福利以及其它政府支出主要源于这些资产。
记者：但是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很多体制内的人及亲属却分享了更多财富，您觉得公平吗？
斯密特：当然，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监督的问题，而不是所有制本身的问题。
记者：可能民众对国有资本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公缺乏改良的信心。
斯密特：西方各国或多或少都有国有企业，但并没有您在中国见到的那么严重的贪腐问题，说明这是个监管问题，而不是所有制本身的问题。
记者：可是中国人并没有觉得这些国企给个人带来什么，反而是高价质低的服务和产品。
斯密特：我了解到的情形是，这些国企上缴的利润不到15%，尽管如此，剩余的利润都最终计入了国家资产的账户上，要么用来发展，要么转化为新的资产，今后它们会成为中国国家社会保障资金的一部分，比如保障房的建设资金、医疗保障基金。挪威是这样，阿联酋是这样，这些国家把这些国企的资金作为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进行世界性的投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国民的人均GDP很高，这些基金是主要的贡献之一。
记者：但愿这些国企给今后的中国带来保障，而不是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公。
斯密特：今后中国的人口红利过后，您会看到这些国有企业释放的价值，它们是你们人民的命根子。
记者：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您给了我很多启发，我也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总结一下，您对国企的私有化持否定态度？
斯密特：应该说是否定私有化，而不反对引入私营资本，尤其某些特殊领域，比如科研、服务领域还是可以适当引进私有资本，这些领域私营会更灵活、更具生命力，而国企的稳健此时则是官僚化和臃肿的代名词。
记者：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您觉得最重要的是国企改革，还是别的什么？
斯密特：我认为应该是农村问题和制造业产业升级。
记者：那能否先谈第一点呢？
斯密特：应该说，这两点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斯密特：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农业人口占比过高，或者说农业的生产效率过低，可以说，你们内陆农业生产还处于欧洲中世纪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人口绝大多数处于失业状态。中国工厂的生产力已经过剩了，这部分农业人口除非转移到服务领域没有别的出路；而如果产业不能升级，工人的收入会很低，城镇服务业很难发展起来，内需自然不充足，仍然摆脱不了过渡依赖外贸的局面。
记者：而实际情形是中国沿海的工厂出现了用工荒，造成工资上升，产业外移，似乎并不是农业人口过剩状态，你怎么解释呢？
斯密特：请您观察两个事实，一是中国政府在有意提升农产品价格，以减少城乡收入差，这使一部分农民返回了农村；另一个事实是，房地产业的发展受制于18亿亩红线，土地稀缺，城镇生活成本骤升。这说明，中国政府一直把保证粮食供给作为根本要务。由于农业生产率低，不仅仅造成农业人口收入低的现实，也造成了农业和工业抢占劳动力的现象。
记者：看来您并不担心中国人口红利时代的消失。
斯密特：恰恰相反，由于中国工业生产效率的迅速提升，会大大抵消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因素，中国在今后十余年会一直是隐形的劳动力过剩的状态。
记者：我注意到您说的“隐形”这个词，似乎和表象不同？
斯密特：是的，如果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达到美国一半的情形（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耕种100余亩，笔者注），你们的农业将会解放几亿新的劳动力进入城镇服务业，哪里还有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目前他们大多实际处于失业的状态，这就是您看到的中国政府为什么依然尽力挽留那些几乎微薄利润的企业，因为对一个大量农村人口实际处于失业状态的经济体，劳动力的工资也可以看做“利润”。
记者：似乎没有立竿见影的解决之道，关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问题，你怎么看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改革？
斯密特：中国最近几年开展的第三轮农村土地改革，我注意了很久，似乎步伐很慢，我想还是农业人口过剩、粮食生产安全与产业升级的双重悖论问题。
记者：这个双重悖论如何解释呢？
斯密特：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生产的效率必然远远高于小家庭的生产模式，但是单产必然大幅降低——中国粮食的单产其实已经很高，这样必然会造成粮食安全问题。
记者：那另一重悖论呢？
斯密特：另一方面，即使不考虑粮食安全问题，如果大刀阔斧地进行土地改革，这些解放的劳动力只能进入服务行业。由于城镇制造业产业升级问题并没有得到迅速解决，这些城镇服务业的收入必然会更低，也就是会形成大量的城市贫民窟，这在印度、巴西都比较明显。所以土地改革的过程和城镇产业升级是个对立的平行的改革过程，相互制约或相互促进。
记者：看来您对计划生育持肯定的态度。
斯密特：中国的人口控制虽说近乎残忍，但理性最终战胜了感性，否则中国现在会有17-18亿人口。以现有的生活水平计算，这不仅接近中国资源的极限，也会让世界恐惧。
记者：但有人说，印度还是活得很好；资源匮乏、人口稠密的日本小岛也享有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斯密特：这两个假设都不成立。关于印度，您应该注意到他们的经济在高速发展，人均收入在提高，但贫困人口绝对数却在增加，他们的贫民窟人口也在持续增加，饥饿和婴儿营养不良造成的死亡率很高，而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他们的人均耕地是中国的两倍，而人均消耗粮食是你们的一半。关于日本，这个假设则更加荒谬，如果你们的人口不加控制达到18亿，中国的人口将是他们的18倍，即使你们拥有日本的产业技术和人口素质，这个世界的资源也供养不起18个“日本”，更没有足以容纳18个日本规模的高端制造业国际市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由于中国掏空欧盟、美国的制造业，欧美的收入在逐年下降，今后还会持续这样。长期来看，最终中西方人民收入趋同，或者说地球最终是平的。这都是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的。
记者：正如您所说，中国农村改革面临双重悖论，那么您有没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斯密特：就我个人意见而言，这个悖论的出路之一，我想应该不局限于中国的这个内部系统，而是找到外部的资源。
记者：（笑）可是我们没有殖民地。
斯密特：但是你们拥有最大的外汇储备，这些储备如果不进入实体，最终是一堆耀眼的数字和纸片。所以是否可以考虑在全球进行农业资源的开发？目前在南美、非洲、俄罗斯、中亚，都有大片荒芜或待开发的土地，你们可以根据今后几十年中国人口变化曲线尝试进行租恁或长期开发。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好的思路，现在中国已经在积极推进。
斯密特：似乎力度并不够，目前中国的海外屯田更多的是粮食结构性的补充，而不是有意识配合国内的农村土地改革。考虑到土地集中式经营，可能造成平均单产或总产量10%左右的减量，目前的这些屯田规模远远不够，当然前提是需要博得更多的国际信任。一旦能获得稳定可靠的粮食来源，加上已有的大量粮食储备，我想中国的土地流转改革可以加快步伐。
记者：果真如此，可能城镇土地供应量会大大提升，会解放整个房地产业。但国际上是否会担心，这是中国模式的殖民化，新的中国威胁论？
斯密特：根据中国人口统计特征，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将会大幅减少，我想这个过程是过渡性的方案，会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
记者：感谢您的建议，似乎您也顺便回答了我一直想问的中国国内房地产问题的出路。目前中国城镇化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冲突，主要是拆迁问题。希望听到您的看法。
斯密特：我想本质上应该是宪法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宪法规定城镇土地是国有的，而农村土地是集体的，因此国家拥有不可否认的征用权，这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土地的增值收益必然归国家所有。这在实际执行中必然造成冲突。
记者：那国家能否把这些土地增值收益重新给予国民呢？毕竟这也是第一次土地改革没收的。
斯密特：这涉及到更为复杂的问题。如果返还那么应该是返回给原来被没收的对象或他们的子孙，而不是目前的使用着，否则怎么向他们做政治上的交代？60年前上海的某些街道可是整个属于某个家族的，是否应返还？
记者：我的爷爷辈是过去的地主，如果现在把土地的增值收益权再给“新的地主”，个人感觉是不太容易接受。可是事实上在中国的城镇，土地的增值收益国家通过高额补偿返还给了原使用者。
斯密特：这是妥协的结果，但补偿的标准是什么？如果真把土地增值收益权全部给予土地的使用者，那就按市场价值解决，可是政府又不可这么做，因为这事实上承认了土地的私有化。这就出现了无法逃避的拆迁纠纷，没有补偿标准，也没有法理依据。
记者：您不觉得这是当初朱镕基房改的遗留问题吗？
斯密特：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和严峻，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计划之一，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我想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如果当初的房改把目标设定的更加理想化，可能会无法推进；二是既得利益群体为了个人的私利，默认或怂恿了这些政策。这个既得利益群体应该是大多数城镇居民，他们掌握有媒体发言权。受损最多的是农民，他们没有声音，是无知可怜的旁观者，而他们应该是主人——因为这些资产从根本上说是中国长期以来“工农业剪刀差”积累的国家财富，是农民贡献的，而农民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财产公案。
记者：想来这个话题过于沉重，可却是事实。作为农民的子孙，我有欲哭无泪的感觉。我想，我们转移到下一个话题，中国金融改革的呼声很高，而这些呼声更多的是国外或者说美国的压力，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压力的？
斯密特：我想压力无非两个方面，一是汇率，另一个是开放资本市场。汇率的压力，就美国而言，表面上是解决美国制造业空洞化和贸易逆差问题，这实际上是政治上的姿态而不是筹码。美国人很清楚，人民币汇率大幅提升只会把中国的制造业转移到东南亚和南亚，而不是美国，因为这些都是利润极其微薄的产业，它们支付不起美国人的工资，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只会相应转移到这些地区；开放资本市场是美国资本的现实需求，毕竟这是个封闭的市场，每个人进来都会有很大机会。
记者：您觉得中国是否应该屈服于外部压力开放资本市场？
斯密特：我想这应该是个交易问题，取决于交易的筹码。
记者：对等的筹码会是什么？
斯密特：我想中国可能会要求欧美开放技术市场和承认市场经济地位。
记者：您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怎么看？会有哪些障碍？
斯密特：我想人民币国际化的障碍来源于中国自己的担忧。这意味着必须实现自由兑换，而如果这样，中国政府会担心造成国内人民币资本的大逃亡，因为毕竟中国对外汇的管控非常严格，这些资本无论在谁手中，都是在中国国内，为中国的经济服务，而一旦自由兑换，资本就无法控制了。
记者：人民币不是国际储备货币，而美元的量化宽松造成中国大量外汇储备缩水，这是不对等的货币体系。对中国来说，似乎进入两难境地。 斯密特：这是我认为中国会支持欧元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我认为人民币最终会加速走向国际化，这需要中国先做好自己国内的体制安排。
记者：非常抱歉，今天已经远远超出了预定的采访时间了，请允许我问最后一个问题。
斯密特：没关系。
记者：假设某一天中国的发展会重蹈过去100年历史戛然而止，您认为最可能是因为什么情况？ 斯密特：（思考）我想可能会是战争，从目前来看你们还没有排除战争的可能性。中国的历史也印证了这点，所不同的是过去的战争背景由草原民族的入侵变成了更为广阔的全球利益。而在我看来，战争最可能的后果，要么国家被严重破坏，要么是重新被国际社会孤立，其中孤立最为可怕，因为即便贸易可以用内需替代，但你们的技术源泉却来自于西方。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两天的采访，您的每一句话都给予了中国人民最大的善意，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向您表达深深的敬意。
斯密特：我的荣幸，为您祖国的发展表示祝贺，希望看到强大而和平的中国。
原联邦德国总理斯密特先生访谈录：中国面临着关键时刻
（2012年2月15日）黄金散
1斯密特其人：
赫尔穆特.斯密特Helmut Schmidt先生今年已经93岁高龄。作为联邦德国原国防部长、财经部长、经济部长、外交部长及总理（1974-1982），是德国政界公认的最有建树的政治人物之一。
他一直致力于中德友好，在关乎中国的台湾、西藏、新疆问题上一致给予理解的态度，对535事件也有西方政治人物鲜有的理性见解。
退休以后，斯密特先生先后来中国15次，中国成了他后半生研究的焦点课题，至今出版了《伟人与大国》、《不在其位》 两部有关中国的著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者除基辛格之外，独一无二的实战派中国战略学者。在同中国的广泛交往中，他曾面见过毛泽东，还与邓小平、朱镕基两代国家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
1 1采访背景：
2012年2月15日，经德国朋友的安排，我飞往汉堡，在郊区的一栋别墅里我采访了斯密特先生。斯密特非常乐意欢迎来自中国的客人，事前并没有对我的采访提纲提出苛刻的要求，因此我可以根据现场访谈内容自由延伸。考虑到斯密特先生的健康状况，整个采访过程分两天各一个小时进行，以下是录音翻译整理稿。（其中第一天采访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民族和哲学层面，第二天主要侧重当今中国改革发展和国际政治问题。）
1 1第一天
记者：您好，尊敬的斯密特先生，终于跟您见面了，您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
斯密特先生：非常荣幸来自东方的问候，中国成了我后半生的情结，我对那里发生的一切感兴趣，也希望跟记者先生分享。您是个自由记者？
记者：更准确地说我是一个自由思想者或“公民记者”。数字化时代，记者的职业性质也越来越淡化，今后随着推客的普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了。您经常使用互联网吗？
斯密特：会使用，我还是习惯传统媒体，更多的喜欢杂志及书籍之类的阅读，也许这就是和年轻人的区别。
记者：您的思想仍然很超前，看得更深远，中国近些年的发展，似乎一直在印证您的预见。德国是个思想家辈出的国度，从莱布尼茨、康德、尼采到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等，他们影响了中国的一代代人，当代的中国人希望在从这里获取更多的思想营养。
斯密特：对德国人来说，中国的文明一直是一种对照，因为她和西方文明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和模式，这提醒西方的思想家西方发生的一些可能并不是一种人类文明的必然。刚才您提到的莱布尼茨，他是数论的开创者，“万物皆数”的概念中西皆有，莱布尼茨一直希望找到用数学方法解决宇宙中一切问题的办法，他从中国古代易经阴阳两极生万物的宇宙观及太极八卦二进制的表达式中得到了启发，这为数论及逻辑代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您说的数字化时代，应该从易经开始。
记者：他是第一个希望成为中国人的德国人，您似乎是……
斯密特：（笑）一半的中国血液，思想上的。
记者：但黑格尔对中国文明一直有偏见，而同时他却是对中国人思想影响最大上的一位。
斯密特：他本人的评论局限于当时的认知，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去过中国，他对中国古籍的研究可能并不充分。宋朝程朱理学更接近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王阳明的心学则同时强调了实践和先验知识的统一（知行合一，笔者注），这和笛卡尔更为接近。可能满人的统治限制了你们文明的发展，王船山的思想其实已经接近辩证唯物主义，他很像康德，是一个大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是他迫于当时的文化禁锢，只能隐居著述，他的书籍一直在200年后才能面世——可那时这些思想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
记者：这是个悲剧。
斯密特：我去长城就想过这个问题，北方草原民族对你们的文明历来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所以你们的文明一次次被中断。我的印象中至少4、5次大的中断。
记者：前些年中国流行一本叫《狼图腾》的书，核心观点是北方草原民族一直在为中华文明输血，使中华民族屹立几千年而不衰，您的看……
斯密特：呵呵，抱歉，我没有看过这本书，这是当局现实的政治需求吧，可能你们不希望在西藏、台湾、新疆之外又蹦出个蒙古来——世界还是冷兵器时代吗？
记者（追问）：那您如何看待黑格尔在中国的影响力？
斯密特：他的影响力是世界性的。具体到中国，我想这恰恰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假以时日，会有光明重现的时候。相比，穆斯林文明的发展会是个麻烦。
记者：听说毛泽东说你是信康德的？
斯密特：（笑）我与毛先生第一次见面他对我的评说，不过我们并没有机会详谈。那时中国对我还很陌生，一种神秘感。除了毛，我只知道孔夫子。
记者：康德之与孔夫子，您怎么看这二者？
斯密特：您指的当然是伦理思想方面的。康德把上帝挪开，试图依托人类的理性找到适用全人类的道德律，他并没有完全成功，至今也是个问题。孔子的黄金规则（golden rule,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笔者注）看来更具普遍的适用性，但有些时候还是表现消极。而基督的白银规则（silver rule即“如果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你就如何对待别人”笔者注）则具有破坏性。 记者：中西方矛盾就在这…… 斯密特：已经对国际关系构成影响。
记者：近些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希望回归孔子的传统价值主张，您的看法是？
斯密特：年轻人不太会接受，我注意到你们并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记者：这也是我今天来采访您的目的之一。
斯密特：可能让您失望了，中国自有自己的文化脉络和国情，我只是个冷静、客观的旁观者。
记者：我们非常渴望听到友好的、建设性的旁观者的想法。
斯密特：西方的当代文明及其价值可能就目前并不适用你们，那是中国中医概念中的“一剂猛药”，除非你们希望将中国分割成若干块，但是那样会造成看起来永不休止的流血冲突，看看前南斯拉夫就知道了。
记者：您怎么会有这种看法呢？
斯密特：如果采用西方价值体系和政治架构，你们能不尊重地方的选票吗？但是你们的民族交错分布、互为依赖，又如何分割？
记者：我明白了。那就没有出路了吗？
斯密特：我当然无法指出出路，但我始终觉得经济发展是个首要的问题，历经漫长的历史时期，民族最终会融合的，只不过中间会有倒退和挫折，但总的趋势没人能改变。
记者：如果那样，就会被人视为汉化。
斯密特：您指的是汉族化？
记者：是的。
斯密特：什么叫汉族化？你们和两千年前、千年前的汉族还是一样吗？如果以两千年的汉族作为标本，我倒不如说日本更“汉族”，更“中国”，当然我是就文化方面而言。
记者：你的意思是……
斯密特：我的意思是你们的文化不断在进化，今后中国一体化应该是现代化，而不是汉化，谁可以拒绝现代化而活在中世纪吗？
记者：例如西藏、新疆问题。
斯密特：台湾问题相比更单纯，如果中国（大陆）比台湾富裕，情况就大不同了，人是现实的。我始终觉得在台湾问题上西方在犯错误。
记者：西方一直在干扰，为了自身的利益吗？
斯密特：那主要是美国人，我想欧洲人今后不会关心那里的问题。
记者：谈到中国的政治问题，西方人总不会跳脱535问题，但您比西方主流有更为理性客观的看法。
斯密特：并不是说我认为当局没有责任，就现在来看本来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记者：愿听其详。
斯密特：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人们示威方面缺乏经验，部分原因是因为自毛时代始共产党主流意识是强调群众运动，并把它视为最高国家意志。实际上中国政府当时还开了专列运送学生入京。
记者：为什么后来会发展成那样？
斯密特：你们的“治安片警”在这个时候肯定无法控制局势。西方对待示威行走已经有了长达上百年的经验，防爆警察、隔离带、无致命性武器等等，通常反映很迅速，执政当局知道如何首先对付人群中必然的激进者。
记者：但是后来有了军队。
斯密特：问题就在这，军人和警察对待冲击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事态由此会扩大。
记者：所以邓小平后来建立了武装警察部队，但那也不至于会出现那么严重的后果。
斯密特：具体事件的进展，我也不尽明了，大家都有不同看法，但我觉得学生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因为当时谈判一直在进行。
记者：那如何谈判破裂了呢？学生要价突破了底限，双方互不妥协？
斯密特：是不成熟，因为政府已经一再答应了学生的请求，而学生一再临时修改底限，比如他们会担忧政府秋后算账。
记者：这让谈判一方对另一方产生了不信任感。
斯密特：是这样，谈判不能轻易透露自己的底牌，一旦透露而被对方全盘接受，就没有悔改的权力，否则你就是一个不合格的谈判对手。
记者：深受教诲。我想用一个假设，如果当初学生或一些意见领袖执政了，你认为对中国是福是祸？
斯密特：这当然很难判断，因为会有一系列连锁反应是无法预测的。这是博弈论上的超博弈或无限博弈，找到那个平衡点很困难。如果你的假设成立，那可能并不妙。
记者：何以见得？
斯密特：知识分子通常较有雄辩的能力，西方很多领袖都是律师出身，但他们执行的能力会很欠缺。施政需要更现实，有太多问题其务实的处理方法和一个思想家设定的价值和目标常常相违背，这需要经验，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记者：那从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发展结果来看，您怎么评价。
斯密特：没有人能说不是个奇迹，从这一点来看，邓小平还是很了不起。
记者：相比毛泽东呢？国产党官方的评价是3：7开，7是肯定。
斯密特：我看不到，但是他对统一中国还是有功劳的，自从清帝退位，你们的国家一直处于整合期，而外患又添加了更大的麻烦。
记者：您说的是日本，那您怎么看这个国家？
斯密特：我觉得如果他们与你们走得更近，回归东亚对他们会更好，因为无论是他们的文字、思想、建筑和习俗都来自于中国。
记者：可他们更倾向美国。
斯密特：我在任国防部长期间，曾经同日本同僚就冲绳美军基地与他们有过交流。我告诉他“这对你们不利，因为这反而会让你们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他回答我“可我们需要美国的保护”，我反问：“中国历史上哪个皇帝曾经主动攻击过你们？”他说：“你赢了”，但美军基地还是建立了起来。 记者：可能是他们对中国造成的伤害过重，所以反而感到后怕。 斯密特：他们害怕承担责任，那是个自私的民族，这一点和德国不同。
记者：那您怎么看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扩张和战争而言？
斯密特：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侵略过他国，西藏是个例外，应该说这是出于你们的自信。实际上你们一直把自己认为是世界的中心，而这个中心之外的地方都是蛮夷，所以取得中国的统治权对你们的皇帝来说就是拥有了“天下”，也就是世界，这提醒西方人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和历史观。
记者：实际上，清朝的皇上曾要求德国的使臣下跪，另外还有给西方的国家赐国王称号的企图。
斯密特：（笑）近代国家概念，是西方文化中心论下的民族国家概念，不适用分析中国历史，这造成了当代国家关系上西方对中国这个国家概念认知上的冲突。
记者：刚才您提到了西藏是个例外的问题。
斯密特：无论如何，西藏的神权制度是共产党解决的。至于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就历史证据来说，你们是有很多，但并不充分。但相比美国印第安、澳洲土著、俄罗斯西伯利亚等来说，又很充分。今后的合法性最终取决于西藏今后的发展。
记者：那您的最终态度呢？
斯密特：西藏今后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中国。没有中国，他们也解决不了与中国穆斯林的问题。据说在中国西部青海湖旁穆斯林和藏民的冲突从来不断，由中国作为监护人是必要的。另外，从长远来看西藏独立会让印度更坐卧不安。
记者：这是否属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断裂带的范畴？
斯密特：世界各地都或多或少有的问题，德国的土耳其裔有400万，如何融合是个问题。
记者：安吉拉.默克尔已经公开承认你们的多元文化政策失败了。您本人如何看呢？
斯密特：德国国内的民族问题很敏感，还是探讨东方的问题吧。
记者：对不起。今天的时间应该到了，感谢你给了我这么充裕的时间，我实在幸运。明天希望就中国当今国际政治和发展改革问题听到您的一些看法。
斯密特：我的荣幸。今天很高兴能接受您的采访，明天还是这个时候。喜欢柏林这个城市吗？
记者：当然，这次可能没空了。
斯密特：中国人很勤勉，明天见。
记者：您也是，明天见。
1 1第二天
记者：昨天您谈了很多有关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文化问题，今天我有一不情之请：为什么您始终为中国和中国政府辩护？是出于礼貌，还是为德国国家的利益着想？比如：出于德国的战略利益，希望中国的崛起牵制俄罗斯。
斯密特：俄罗斯与西方在历史上的纠缠的确很多，她一直是出生波兰历任美国国家战略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一派所认为的西方战略安全的根本问题。可我不是波兰人，波兰当代政治家似乎并不亲中国（笑）。
记者：谢谢您的坦诚。一个全世界关注的话题，在当前阿拉伯之春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中国的一党执政问题？
斯密特：我从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就像你们的邻居日本就一直一个党执政，只是最近新的党组阁了，看来事态并不妙。 记者：如果仅一个政党专政，似乎少了制约的力量。 斯密特：共产党内不是也有派别吗？这和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有什么区别？看来不论他们哪个党赢得竞选，国策似乎并没有太多变化。
记者：这是互相牵制、平衡的结果，那似乎意味着中国今后改革不会有突破性的进展？
斯密特：那是因为美国一直没有真正意识到挑战，如果这种危机更激烈和迅猛，我想结局就会不同。中国也一样，似乎中国意识到了这种危机，阿拉伯之春对中国是个警示，它无意间成了中国改革的推动力，因为统治阶层是有惰性的，正如您所说的内部制衡的问题。
记者：中国有俗话说“温水煮青蛙”（笔者解释）
斯密特：很形象。
记者：说到政改，中国台湾的选举目前已经逐渐成熟了，似乎给了中国知识分子希望，因为之前有人担心中国文化和国情很难适应西方的政治制度。您的看法是？
斯密特：这是个很大的命题。台湾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很有特殊性，因为两大阵营是围绕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而定义的，背书的一面还有美国，这可能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处。 记者：这就是您所说的特殊性？ 斯密特：是的，也就是说，台湾的政治是中国大陆和美国政治的延伸，受两个世界最强大力量的调和。因此与其说台湾民主制度的成功是台湾内化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外化平衡的结果。
记者：（笑）很有启发。那您认为如果当前中国大陆沿用台湾的政治制度，会有什么结果，您乐观吗？
斯密特：关于台湾的政治发展我没有仔细研究。据说他们经历了很长时间，现在成熟了很多，期间经历了很多动荡。仅从内部动力来说，我想主要得益于蒋经国的开明独裁，否则很难克服保守力量。如果邓小平健康状况多允许他十年，中国（大陆）今天的改革也许会顺利的多，一个民族在复杂的困难时期是需要英雄的。
记者：您的意思是中国政治改革错过了一个良好的窗口期？
斯密特：当然，按中国俗语，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机会总是会有的。几十年前，国际主流对邓小平的改革和89年后的中国前景也不那么看好。即使假设成立，我想邓小平也不会模仿台湾的政改模式，因为他清楚台湾政治模式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昨天我似乎谈过这个问题。
记者：大卸八块的问题。
斯密特：是的。但这只是其中一个，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经不起台湾曾经历的政局动荡，国际竞争也不会给中国多留出几十年的窗口期。
记者：您指的是经济的发展方面？
斯密特：很重要的方面。因为大规模的政改首先必然对稳定有冲击，虽然从长远来看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会恢复，也许会更好，但经济不是孤立于一国国境内的。中国经济核心是制造业，是长期投资资本，他们倾向于确定性的未来，离开了他们很难再回来。而阿拉伯国家是石油，即使折腾10年停滞不发展，十年后说不定还因原油价格上涨而因祸得福——中国可以吗？
记者：您说的是东南亚、印度这些国家可能会把握这个机会？
斯密特：中国劳动力成本在迅速提升，已经有这个趋势。大规模政改造成的政治整合期，我想在中国不会低于几十年。
记者：看来，您对中国政改不抱乐观。
斯密特：您别误会，我指的是台湾政改模式而言。
记者：您对中国国内的左派和右派各持什么态度？
斯密特：无论左派右派，我想其主体应该是把中国推向更高和更健康的发展阶段，但过左过右可能对中国都是个悲剧。过右的新自由主义，将会释放精英和资本的潜能，短期内经济效率会更高，国际竞争力会增强，但也会迅速推升中国已经很高的基尼系数，社会不稳定性也会迅速累加，迟早面临政局危机；过左毫无疑问，将会限制思想的进步，并吓跑投资，最终还会形成国民经济生产效率的全面下降，而且他们的对外政策趋于强硬，对抗会招致连锁反应，没人能预料到什么后果。
记者：您的意思是中庸之道？
斯密特：准确说，应该是恰当时期左，恰当时期右。目前中国的政策个人认为应该是趋左合适，中国二十年来一直过右，几乎成了世界上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国家，工农的权益低得可怜。但无论如何，左右有共同的公约数，即加强对政府的监督，解决贪腐的根本问题，提高底层的权益和言论的自由度。
记者：似乎左派更容易解决这些问题，但又投鼠忌器，那您的政改建议？
斯密特：我想，应该是共产党党内民主加民众监督的模式。 记者：中国的全国人民大会不仅是宪法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个最高民众监督机构，但等同咨询机构，被边缘化了。
斯密特：这是核心，但改革的目标如果是与共产党争权，我想可能会麻烦。 记者：您的意思？
斯密特：把这个机构的监督职能发挥出来，而不是取得全部权力，我看是最稳妥的妥协方式。 记者：但是监督的最终作用机制是通过权力来体现的，就是说民众需要拥有最终生杀予夺的大权。
斯密特：这是个常识性问题，但我想仅仅监督职能，比如说信息公开就足够实现民众的制约力量了。
记者：可目前人民呼声很高的仅仅要求高层公务人员公布个人、家庭财产问题都得不到答复，民众的力量很弱。没有人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也害怕清算，他们骑虎难下。您不觉得这是一党执政的后果吗？ 斯密特：我觉得这是当年邓小平改革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现在已经积重难返，但我本人并不认为是您以为的一党执政的问题。
记者：印度可能是个反证，不是吗？
斯密特：印度关于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在1948年立国之初就开始推动立法，到如今轰动世界的阿纳 哈萨雷的绝食抗议活动还是为了这个立法问题。因为这将既得利益者逼到了墙角——而民众清楚，暴力革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所以最后理性的结果是双方妥协。
记者：您的建议是中国民众和既得利益阶层达成某种默契下的妥协，承认既得利益换取人民的权力？ 斯密特：您的感觉很敏锐，是的，默契下的，而不是公示下的，之所以要承认既得利益，因为没法彻底清算，也不能彻底清算。
记者：谢谢！就我对中国民众心理的了解，人民很难接受？
斯密特：情感是一方面，理性是最重要的，否则最受伤害的还是普通人民。
记者：关于中国的改革，在国内知识分子中提出的模式很多。现在主流的有两种，一种是温总理和广东的改革模式，可能更西方化一点；一种是重庆模式。您了解吗？倾向哪一种？
斯密特：知道一些。两种模式都有不确定的地方，即使有好的理念，也不能保证最终的执行效率。通常情况下，一个看起来具有良好理念的方案和另一个执行有保障的方案，二者中我个人更倾向选择后者。
记者：譬如？
斯密特：重庆模式的优点是，已经有了一个模板可以参考，类似邓小平80年代的特区实验模式，成功了，就推广。这就看你们是否认可了。 记者：既然有了这个实验区，那您个人应该对它有个评价吧？ 斯密特：还是需要具体考察才知道，我想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对过去红色中国的历史过敏，可能会因此丧失理性判断。当然个人威权也是很难有保障的，这些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我想，重庆更像新加坡模式。
记者：您对温总理的改革方向有何见解？
斯密特：温总理的模式，我想也不会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目前中国国内政治生态也不会支持，可能会是渐进式的，但截至目前，我可能比您了解的更少。
记者：有一个比较核心的内容，即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问题，中国共产党的18大三月份就要召开了，到时会有更多层面的透露。
斯密特：我会关注。
记者：您不觉得应该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吗？
斯密特：这涉及到上百万亿资本的所有制改革问题，请允许我先谈中国国企改革的历史。
记者：您指的是朱镕基开始的国企改革历史？似乎您对朱镕基赞赏有加。
斯密特：准确地说是国企改制，当年朱镕基改革主要面临的是国企效率问题，总体上，我认为是成功的。
记者：就效率本身而言吗？
斯密特：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改革不会有理想化的结果，必须学会设定底限和目标。因此朱镕基采用了抓大放小的策略，对于一些不关乎国家根本的国有企业大胆进行私有化，而对十几个重要领域的国有企业采用了资产剥离、兼并、重组等办法，这样既保证效率低下的国企不再成为国家负担，也在重要领域保证了国家对经济的掌控。
记者：那您不觉得那剩下的大型国企如果私有化效益会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藏富于国、一定需要国家控制？
斯密特：您没有注意到剩下的国企的行业特性吗？它们大体是垄断性的、关乎国家安全的、对稳定性发展的要求要高于纯粹利润追逐的行业。
记者：这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斯密特：如果你把它们当做国家税务部门的分支机构，你或许就会明白了。您认为哪个国家会把税务机构私有化呢？
记者：这个角度的确很新颖，但仅从效率的角度来说，私有化应该更甚。
斯密特：你的国家有两个特别大的国企，一个是“棉花储备总共公司”，一个是“粮油储备总公司”，今后还会有“石油储备类的公司”……
记者：对不起，这两个国企性质是不同的，他们不是经营性的，当然无关效率。
斯密特：是的，中国剩下的十几个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核心价值也是不同的，它们应该是以长期稳定的发展、而不是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第一价值目标的。这些行业生来就不会亏损（deficit-proof），更多的是公用性的事业，价格由国家决定，怎么会亏损呢？
记者：难道您不认为私营化会利于竞争，也就是价格下降，人民会获利更多吗？
斯密特：未必，因为即使分拆打破垄断经营，效益未必会更好，价格也未必会降低，因为这些行业对创新性要求没有一般消费品那么高，私有企业不会有更多竞争优势。相反这些行业对稳定性要求更高，它们大多是资源性的。谈到人民获利的问题，你们国有企业的利润难道不是人民的利润吗？
记者：我开始明白了。
斯密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私有企业是不关心社会整体效益的。譬如说三峡工程总公司如果是一个私营企业，它根本就不会存在，因为它的投资收益会很低，收益期过长，而风险很大，没人愿意作这种投资，因为他只能依靠收取微薄的电费盈利，除非……它向上下游的人民征收减免旱涝灾害费（笑）——但国家会做出这个投资的决策，因为国家是全局利益出发，全国就是一个大公司，“利润”核算的对象不同。铁路系统也是如此，一些西部的铁路系统严重超载而收费很低，私有化他们会被废除或提价，这对内陆的发展是个打击。而如果以国家作为投资主体，情况就不同了。
记者：您说服了我，谢谢。
斯密特：不仅限如此，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是个教训。起初他们按人头给每个公民平均分配股份将国企私有化，因经济萧条的原因（部分原因是原苏联民众从计划体制出来，缺乏商业经验）这些股份后来被有国外财团背景的个人以非常低的价格收购，他们成了垄断财阀，而后这些人又担心资产的安全，把资本转移到了国外……
记者：譬如霍多尔科夫斯基，普京采取了行动。
斯密特：是的，他回收了很多资产，虽然严格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这些行动有些是非法的，但毕竟保护了俄罗斯的利益。现在俄罗斯的经济命脉石油天然气还掌控在国家手中，否则俄罗斯的国家福利会很糟糕，他们国民的福利以及其它政府支出主要源于这些资产。
记者：但是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很多体制内的人及亲属却分享了更多财富，您觉得公平吗？
斯密特：当然，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监督的问题，而不是所有制本身的问题。
记者：可能民众对国有资本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公缺乏改良的信心。
斯密特：西方各国或多或少都有国有企业，但并没有您在中国见到的那么严重的贪腐问题，说明这是个监管问题，而不是所有制本身的问题。
记者：可是中国人并没有觉得这些国企给个人带来什么，反而是高价质低的服务和产品。
斯密特：我了解到的情形是，这些国企上缴的利润不到15%，尽管如此，剩余的利润都最终计入了国家资产的账户上，要么用来发展，要么转化为新的资产，今后它们会成为中国国家社会保障资金的一部分，比如保障房的建设资金、医疗保障基金。挪威是这样，阿联酋是这样，这些国家把这些国企的资金作为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进行世界性的投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国民的人均GDP很高，这些基金是主要的贡献之一。
记者：但愿这些国企给今后的中国带来保障，而不是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公。
斯密特：今后中国的人口红利过后，您会看到这些国有企业释放的价值，它们是你们人民的命根子。
记者：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您给了我很多启发，我也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总结一下，您对国企的私有化持否定态度？
斯密特：应该说是否定私有化，而不反对引入私营资本，尤其某些特殊领域，比如科研、服务领域还是可以适当引进私有资本，这些领域私营会更灵活、更具生命力，而国企的稳健此时则是官僚化和臃肿的代名词。
记者：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您觉得最重要的是国企改革，还是别的什么？
斯密特：我认为应该是农村问题和制造业产业升级。
记者：那能否先谈第一点呢？
斯密特：应该说，这两点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斯密特：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农业人口占比过高，或者说农业的生产效率过低，可以说，你们内陆农业生产还处于欧洲中世纪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人口绝大多数处于失业状态。中国工厂的生产力已经过剩了，这部分农业人口除非转移到服务领域没有别的出路；而如果产业不能升级，工人的收入会很低，城镇服务业很难发展起来，内需自然不充足，仍然摆脱不了过渡依赖外贸的局面。
记者：而实际情形是中国沿海的工厂出现了用工荒，造成工资上升，产业外移，似乎并不是农业人口过剩状态，你怎么解释呢？
斯密特：请您观察两个事实，一是中国政府在有意提升农产品价格，以减少城乡收入差，这使一部分农民返回了农村；另一个事实是，房地产业的发展受制于18亿亩红线，土地稀缺，城镇生活成本骤升。这说明，中国政府一直把保证粮食供给作为根本要务。由于农业生产率低，不仅仅造成农业人口收入低的现实，也造成了农业和工业抢占劳动力的现象。
记者：看来您并不担心中国人口红利时代的消失。
斯密特：恰恰相反，由于中国工业生产效率的迅速提升，会大大抵消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因素，中国在今后十余年会一直是隐形的劳动力过剩的状态。
记者：我注意到您说的“隐形”这个词，似乎和表象不同？
斯密特：是的，如果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达到美国一半的情形（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耕种100余亩，笔者注），你们的农业将会解放几亿新的劳动力进入城镇服务业，哪里还有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目前他们大多实际处于失业的状态，这就是您看到的中国政府为什么依然尽力挽留那些几乎微薄利润的企业，因为对一个大量农村人口实际处于失业状态的经济体，劳动力的工资也可以看做“利润”。
记者：似乎没有立竿见影的解决之道，关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问题，你怎么看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改革？
斯密特：中国最近几年开展的第三轮农村土地改革，我注意了很久，似乎步伐很慢，我想还是农业人口过剩、粮食生产安全与产业升级的双重悖论问题。
记者：这个双重悖论如何解释呢？
斯密特：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生产的效率必然远远高于小家庭的生产模式，但是单产必然大幅降低——中国粮食的单产其实已经很高，这样必然会造成粮食安全问题。
记者：那另一重悖论呢？
斯密特：另一方面，即使不考虑粮食安全问题，如果大刀阔斧地进行土地改革，这些解放的劳动力只能进入服务行业。由于城镇制造业产业升级问题并没有得到迅速解决，这些城镇服务业的收入必然会更低，也就是会形成大量的城市贫民窟，这在印度、巴西都比较明显。所以土地改革的过程和城镇产业升级是个对立的平行的改革过程，相互制约或相互促进。
记者：看来您对计划生育持肯定的态度。
斯密特：中国的人口控制虽说近乎残忍，但理性最终战胜了感性，否则中国现在会有17-18亿人口。以现有的生活水平计算，这不仅接近中国资源的极限，也会让世界恐惧。
记者：但有人说，印度还是活得很好；资源匮乏、人口稠密的日本小岛也享有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斯密特：这两个假设都不成立。关于印度，您应该注意到他们的经济在高速发展，人均收入在提高，但贫困人口绝对数却在增加，他们的贫民窟人口也在持续增加，饥饿和婴儿营养不良造成的死亡率很高，而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他们的人均耕地是中国的两倍，而人均消耗粮食是你们的一半。关于日本，这个假设则更加荒谬，如果你们的人口不加控制达到18亿，中国的人口将是他们的18倍，即使你们拥有日本的产业技术和人口素质，这个世界的资源也供养不起18个“日本”，更没有足以容纳18个日本规模的高端制造业国际市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由于中国掏空欧盟、美国的制造业，欧美的收入在逐年下降，今后还会持续这样。长期来看，最终中西方人民收入趋同，或者说地球最终是平的。这都是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的。
记者：正如您所说，中国农村改革面临双重悖论，那么您有没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斯密特：就我个人意见而言，这个悖论的出路之一，我想应该不局限于中国的这个内部系统，而是找到外部的资源。
记者：（笑）可是我们没有殖民地。
斯密特：但是你们拥有最大的外汇储备，这些储备如果不进入实体，最终是一堆耀眼的数字和纸片。所以是否可以考虑在全球进行农业资源的开发？目前在南美、非洲、俄罗斯、中亚，都有大片荒芜或待开发的土地，你们可以根据今后几十年中国人口变化曲线尝试进行租恁或长期开发。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好的思路，现在中国已经在积极推进。
斯密特：似乎力度并不够，目前中国的海外屯田更多的是粮食结构性的补充，而不是有意识配合国内的农村土地改革。考虑到土地集中式经营，可能造成平均单产或总产量10%左右的减量，目前的这些屯田规模远远不够，当然前提是需要博得更多的国际信任。一旦能获得稳定可靠的粮食来源，加上已有的大量粮食储备，我想中国的土地流转改革可以加快步伐。
记者：果真如此，可能城镇土地供应量会大大提升，会解放整个房地产业。但国际上是否会担心，这是中国模式的殖民化，新的中国威胁论？
斯密特：根据中国人口统计特征，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将会大幅减少，我想这个过程是过渡性的方案，会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
记者：感谢您的建议，似乎您也顺便回答了我一直想问的中国国内房地产问题的出路。目前中国城镇化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冲突，主要是拆迁问题。希望听到您的看法。
斯密特：我想本质上应该是宪法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宪法规定城镇土地是国有的，而农村土地是集体的，因此国家拥有不可否认的征用权，这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土地的增值收益必然归国家所有。这在实际执行中必然造成冲突。
记者：那国家能否把这些土地增值收益重新给予国民呢？毕竟这也是第一次土地改革没收的。
斯密特：这涉及到更为复杂的问题。如果返还那么应该是返回给原来被没收的对象或他们的子孙，而不是目前的使用着，否则怎么向他们做政治上的交代？60年前上海的某些街道可是整个属于某个家族的，是否应返还？
记者：我的爷爷辈是过去的地主，如果现在把土地的增值收益权再给“新的地主”，个人感觉是不太容易接受。可是事实上在中国的城镇，土地的增值收益国家通过高额补偿返还给了原使用者。
斯密特：这是妥协的结果，但补偿的标准是什么？如果真把土地增值收益权全部给予土地的使用者，那就按市场价值解决，可是政府又不可这么做，因为这事实上承认了土地的私有化。这就出现了无法逃避的拆迁纠纷，没有补偿标准，也没有法理依据。
记者：您不觉得这是当初朱镕基房改的遗留问题吗？
斯密特：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和严峻，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计划之一，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我想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如果当初的房改把目标设定的更加理想化，可能会无法推进；二是既得利益群体为了个人的私利，默认或怂恿了这些政策。这个既得利益群体应该是大多数城镇居民，他们掌握有媒体发言权。受损最多的是农民，他们没有声音，是无知可怜的旁观者，而他们应该是主人——因为这些资产从根本上说是中国长期以来“工农业剪刀差”积累的国家财富，是农民贡献的，而农民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财产公案。
记者：想来这个话题过于沉重，可却是事实。作为农民的子孙，我有欲哭无泪的感觉。我想，我们转移到下一个话题，中国金融改革的呼声很高，而这些呼声更多的是国外或者说美国的压力，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压力的？
斯密特：我想压力无非两个方面，一是汇率，另一个是开放资本市场。汇率的压力，就美国而言，表面上是解决美国制造业空洞化和贸易逆差问题，这实际上是政治上的姿态而不是筹码。美国人很清楚，人民币汇率大幅提升只会把中国的制造业转移到东南亚和南亚，而不是美国，因为这些都是利润极其微薄的产业，它们支付不起美国人的工资，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只会相应转移到这些地区；开放资本市场是美国资本的现实需求，毕竟这是个封闭的市场，每个人进来都会有很大机会。
记者：您觉得中国是否应该屈服于外部压力开放资本市场？
斯密特：我想这应该是个交易问题，取决于交易的筹码。
记者：对等的筹码会是什么？
斯密特：我想中国可能会要求欧美开放技术市场和承认市场经济地位。
记者：您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怎么看？会有哪些障碍？
斯密特：我想人民币国际化的障碍来源于中国自己的担忧。这意味着必须实现自由兑换，而如果这样，中国政府会担心造成国内人民币资本的大逃亡，因为毕竟中国对外汇的管控非常严格，这些资本无论在谁手中，都是在中国国内，为中国的经济服务，而一旦自由兑换，资本就无法控制了。
记者：人民币不是国际储备货币，而美元的量化宽松造成中国大量外汇储备缩水，这是不对等的货币体系。对中国来说，似乎进入两难境地。 斯密特：这是我认为中国会支持欧元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我认为人民币最终会加速走向国际化，这需要中国先做好自己国内的体制安排。
记者：非常抱歉，今天已经远远超出了预定的采访时间了，请允许我问最后一个问题。
斯密特：没关系。
记者：假设某一天中国的发展会重蹈过去100年历史戛然而止，您认为最可能是因为什么情况？ 斯密特：（思考）我想可能会是战争，从目前来看你们还没有排除战争的可能性。中国的历史也印证了这点，所不同的是过去的战争背景由草原民族的入侵变成了更为广阔的全球利益。而在我看来，战争最可能的后果，要么国家被严重破坏，要么是重新被国际社会孤立，其中孤立最为可怕，因为即便贸易可以用内需替代，但你们的技术源泉却来自于西方。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两天的采访，您的每一句话都给予了中国人民最大的善意，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向您表达深深的敬意。
斯密特：我的荣幸，为您祖国的发展表示祝贺，希望看到强大而和平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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